首页 -> 2005年第9期
像波希米亚人一样游荡
作者：时国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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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夏榆散文二篇之所以能够打动人，除了其语言和技巧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作者从哲学层面上表达了一种积极的人生姿态，展示了一种执著的信仰，其与一般性的哲理感想并不一样，而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异域因素。关于这些，我们接下来会进行详尽的阐释。
那么我们所指的这种积极的人生姿态和信仰是什么呢？从上文分析看来，我们不难明白就是指作者以决不妥协的漂流的姿态与命运作彻底之抗争。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应该对“漂流”一词不会感到很陌生，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创作里（特别是小说），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讲述主人公漂泊异乡、过着孤独落寞生活的故事，典型者如郁达夫、王以仁等，他们的小说里充斥着大量的“零余者”形象。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漂泊者都以一种自哀自怜的姿态向世人倾诉着命运的悲苦和世道的不公，以一种颓废、消极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虽然同是讲述漂泊生涯，但夏榆散文二篇中所体现出的心态则要积极得多。作者并不以凄苦的笔调来讲述那些悲剧事件，而是将悲哀与辛酸深深隐藏，把生命之漂流当做一种信仰来坚守，执著于内心的诗意，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命运作抗争。
在《黑暗之歌》中，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强化了他对命运作出的拒绝。作者将自己所在的矿井与附近的文工团一再比较，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漂流决心，执意要打碎命运的枷锁。因为当时文工团的生活在作者看来无疑是最具有诗意的生活了：“看到文工团的人，我就无法满意自己活命的方式。”“我真切地感觉到我是被文明所遗弃的人。我和我的窑工兄弟们，那些世代在黑暗中劳作的人，我们像尘土一样在世间生息湮没无声。如果没有文工团，我的知觉还在混沌中沉睡。文工团是划破我黑暗现实的光亮。”在艰苦的矿工生涯中，“我用阅读和书写挨度着地腹中的时光。”就连自己长相酷似父亲也令作者感到了无比的悲凉——“因为父亲的生活一直是我发誓要反叛的生活。”到好友赵松死之前，这些精神层面上的反叛因子都有力地预示了作者在某一天会毫无顾虑地踏上漂流的征程。而这一天来得是如此之快。赵松死后，作者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那时候我告别了矿井，也告别了我心中的爱情，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流者。”
《失踪的生活》则更为明显地向读者宣告了自己的积极漂流主义。作者在开篇就引用了布罗茨基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漂流，将我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远景：推入这样一个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留给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语言。”看，作者是多么地为这种孤独的漂流所感动，但却没有丝毫的阴郁和感伤。作者从此成了都市里一个居无定所的漂泊者，成了一个不在场的人。推己及人，作者在哲学纬度上进一步地概括出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普遍现象：“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其命运同出一辙，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从政治和经济的死水向先进的社会的转移成为世纪之潮，而人类的移位和错位现象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为普遍的现象。和安居比，漂流是人存在的另一种状态。”至此，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作者的此种选择了，也即是对命运本质的一种深刻认同，而非是在浅俗的层面上对漂流的命运作卑琐的解释，也正因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读懂作者在叙述他者的悲剧命运时所持的那种冷静得近似残酷的姿态。
客观地说，夏榆散文二篇带给我们的思考还远远不止这些。正如上文所言，作者表达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现象，而这种对“普遍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性眼光，换言之，就是说作者的写作中渗入了一种世界性文学因素，这是很了不起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是陈思和先生所持的一种观点，他所据此成功地挖掘出了张炜、余华及韩少功等一批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所蕴含的世界性文学因子，赋予了这些作家的创作以新的生命力，张示了作品阐释多元化的可能性与丰富性。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陈思和先生认为“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陈思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收入《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５页）。如果按照这样一种理论来看，夏榆的散文二篇显然也具有了这种鲜明的世界性因素（某些独特的审美意识）。
认真阅读、思考夏榆的散文二篇，我们会产生一种极有意思的体验。作者夏榆对漂流生活的“迷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宗教般的虔诚，令我们极易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在捷克大地上漂泊的流浪者，他们几乎无一不对自己的漂流生涯表现出一种迷醉状态，高高扬起令世人为之震撼的波希米亚精神之大旗。相应之，很多优秀的作品也深刻地传达出了这种高贵的精神。例如，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是从托马斯在波希米亚的小镇上遇到特雷莎之后展开小说叙事的。在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创作里，我们不能为夏榆的散文创作找到一个很好的参考，但从昆德拉的小说中我们却能找到很好的诠释，两者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地方，正如一西方学者在评论昆德拉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一种超越、突破了某种界限的感觉，一种因此而达到新的存在状态的感觉，这种新的存在状态比他们脱离的那一种要更为真实，更为纯粹，更为美好。”（弗朗索瓦·里卡尔：《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重读米兰·昆德拉》，收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５页）这段评论用来解释夏榆的散文创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作者夏榆正是通过对命运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并最终达到了一个“新的存在状态”，从而彻底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对夏榆而言，他对信仰的执著最终令他坚守住了那块美好的精神园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黑暗之歌》与《失踪的生活》体现的是一种群体精神，它既是中国经验的，也是世界经验的。作者的创作毕竟根植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他描述的一切对我们而言非常熟悉；但同时，这种描述又具有陌生化特征（即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世界性因素显然是促成这种陌生化的根源所在。作者像游荡的波希米亚人一样，强烈拒绝他者对自己的影响和改造。从《黑暗之歌》中拒绝矿井、父亲甚至爱情对自己可能形成的一切影响到《失踪的生活》里摒弃城市对自我的异化、拥抱孤独，即便是面对死亡，也显示出一种哲人的超然与理性，所有这些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作者显然欣赏自己的这种不在场的孤独生活，认同这种漂流的命运。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自己，唯有在永恒的流浪中保持自己的纯洁与孤芳自赏，像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那样生存。正如田汉的诗《漂泊的舞蹈家》所写的那样，“漂泊！是诗人的生活，是琴师的生活，是歌女的生活，是舞蹈家的生活，是一切艺术家的生活”。应该说，我们只有在更深广的文化层面和更立体的价值构成上才能够真正读明白夏榆的散文二篇，其实一切优秀的创作无不必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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