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行进在自己世界里的“斯密达”
作者:傅金祥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读过王小妮的《鸭绿江的另一边》(见《名作欣赏》2005年第1期),我在想,假若读者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亲身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大约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人,经历过长时间的精神失常,终于从晕眩中彻底清醒过来,这之后,再去观察和审视正处于晕眩中的人们,也便越发清醒了。这其间会引发出几多怜惜,几多庆幸。王小妮有这样一种感受,而读者又何尝没有?
作者选取了颇有价值的题材,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这篇散文很有看点,且内容上颇有含金量。不过这同时作者也给自己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题目:写什么,如何写,才可能写得既很到位,又绝不僭越,确实需要费一番脑筋的。缺乏应有的理性把握和价值向度,很可能做出有悖于文明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有些人不是依旧怀念自己五六十年代的淑风良俗,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载歌载舞的场面,以及举国上下排着队列,迈着同样的步伐的姿势吗?而今为邻邦激情燃烧的场景所感动,很可能写成那位亲朝的日本人田隆司的《金日成时代的朝鲜》那类夸赞性的文字,我们当年文学的、非文学的文字就很善于这样写的。那些红极一时的《李双双小传》《海市》《秋色赋》《泰山极顶》不就属于这一类文字?以道德论者的视角,可能称颂其风尚之文明,环境之整洁以及生活之规整肃严——我的一位朋友从鸭绿江的另一边参观归来,就不停口的向我夸赞过这些。
当然,对于在伤痕文学阶段,就曾与同代人一起领诗风之先的王小妮来说,超越这些并不困难。
王小妮有自己的本钱,这本钱是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生活给予的:她知道每日二三两口粮是什么滋味,也曾经历过载歌载舞以及排着队举着红旗在城市、田野行进的生活。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她亲身经历了自己民族在凤凰涅槃中清醒过来的岁月。倘若换了欧洲人或美国人,虽说不缺乏他们的观念和视角,但绝没有中国人感受亲切,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干过这个,而“中国人曾经很会干这个”。因而写起来也便如同翻检自家的老家底,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经历过滑稽的、生活中不能承受的轻飘或沉重的中国人,早已获得了俯视这些生活场景的高度。这自然是国人之幸。而对于王小妮来说,其优势还在于,一般说来,她比上一代少了些重负,而比后来者又多了几分责任感与人文追求。
显然,王小妮是以“现代人”应有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一切的,她看到的是禁锢下的噤若寒蝉,封闭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关上门起年号的滑稽可笑,感受到的是令人怜悯而又欲说还休的无可奈何。鲁迅当年曾苦于唤醒熟睡的人,他们又无路可走岂不是越加苦痛;而对于王小妮而言,则并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每个国家、民族自有选择自己道路和生存方式的权利,这似乎是不该忘却的准则。而且,无论称之为“苦难行军”也罢,“强行军”也罢,这行军尚处于“现在进行时态”,并且是在乐观,亢奋地进行着,因此价值评判上特别需要小心翼翼。否则会显得很不识时务,人家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你充什么救世主呢?
更不能不看到的是,文章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而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其实是一团团难以理清的乱麻。眼下这个世界,人类的智慧还不够,精神上还不是很强壮,因而神经仍十分脆弱,经受不了过分的触及。无论是情感层面上,还是理性层面上,人类都承受不了过重的课题。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在政治、历史、文化观念上,还是在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应该不应该有共同的可作为“通约”的底线?如果有的话,它应该在何种意义上被普遍认同?所有的“特色”都值得肯定或尊重吗?等等。显然,历史尚没有提供回答这一切的条件。好在人们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策略:悬置争议,不去做当下还无力做的事情,(好在有一点是确定的,后代人将比我们聪明得多。许多今天的人耿耿于怀,而又争论不清楚的问题,在后代人,或后代人的后代人那里将不成为问题。恐怕许多矛盾只能以这种方式解决,或以这种方式不了了之罢。)已过不惑之年的王小妮,毕竟不是那位在吉林大学读书时的小布尔乔亚式的诗人了,当然对此胸中有数。她深知所有的意气用事的简单化的评判,都不免有所伤害,都不免是在实施一种暴行:手持斧头进入原生态的森林,暴力地砍斫,将一切强行装入自己的车子。这样做,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允许的。
王小妮慨叹得有道理:“斯密达呀斯密达(朝鲜语,意思是‘是的’,表示肯定),连今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亲眼见到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清楚,何况其他?”显然,王小妮对生活是敬畏的,她知道自己把握不了眼前的存在,把握不了这个世界。因而,她知道何时应该止步,止步于该停足的地方。就像参观时不能随意走动,任意拍摄一样。
我想,在参观的日子里,作者心情一方面是沉重的——这似乎是人文知识分子普遍的情结;一方面又可以悠闲超脱——作者内心深处一定在为自己民族的长进,生存环境的巨变而欣慰。而在提笔为文时,一方面不乏热诚的人文追求和价值选择(否则,这类文字也就没有了价值);但同时又须时时告诫自己,要保持好距离,掌握好分寸,不要贴得太近,切入过深。
我以为,明了上述一切,是写作这篇散文的前提。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此文选材、立意及表述策略。
此文的最大的特色是抓住特点,简笔勾勒,而又写出了神韵。作者选取了几个颇耐人寻味的场面、镜头作了描绘。而“特殊的行进”作为作者精心勾勒的场景,首先被推到读者面前:
那是他们全民特有的行进姿态和节奏,绝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前呼后应,没有左顾右盼,没有嬉笑玩闹,每个人都是完全孤立严肃的,正是由这些单个个人的东西南北行,构成了无限庞大的一个行进集体。
人人向上扬着几乎没有表情的,农民般褐红的脸……他们把四肢摆动得相当明显,步伐大,特别是双臂,看上去有点夸张的大幅度用力,像双桨深陷泥沼以后,急于划水求生一样……好像无论谁无论哪个方向,目的地必然是同一个,它相当远相当神圣,必须以这个走法才可能勉强接近。
作者将这幅“行进图”浮雕般呈现在读者眼前。这走法颇耐人寻味: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前往朝圣的信徒们那长长的队列,那是日夜兼程不惜抛尸于途中的行进!显然,在今天它给人的感觉已不是豪迈雄壮,更多的是悲凉、苦涩与孤寂。甚至,这走法会让人觉得远不如猿人浩浩荡荡从大森林中走向黄河岸边,走向尼罗河边的步伐。作者对这种特殊的走法作了极为准确的把握:试想,如果可以交头接耳,前呼后应,左顾右盼,嬉笑玩闹,那岂不成了自由世界?而那显然不属于特殊的“走法”。那用力摆动的双臂“像双桨深陷泥沼以后,急于划水求生一样”,可谓蕴含丰富的神来之笔。试想,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又深刻反思过这种“走法”,作者很难为这种走法所触动,不会格外地注意这种“走法”,当然也难以将这幅“行进图”勾勒得如此形神俱备。
人造就了体制,然而体制又何尝不在造就着人,捕获着人?但有一点却不能不令作者深长思之:这样坚定豪迈的行军步伐已有五十余年了,然而却依旧填不饱肚子,大厦的吊塔竟有七年静止不动,这样的行进意义何在?
如果说这是一幅全景式的镜头,那么说那一位身穿粉红色裙子,朝高大的铜像走去的朝鲜女人,则是一个特写镜头。而那位用羽毛扇遮挡太阳的女售货员,当突然意识到遮挡太阳有对领袖不敬之嫌,立刻纠正的行为,便显得单纯而令人怜惜了。在这同时,作者又凭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另一些场景:他们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正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在观察我们这些坐空调车一掠而过的外国人。玻璃窗后面经常贴着黝黑的脸,他们在张望。而广场边缘的人一律拿着一本书,但是眼睛不在书上。其心理是何等复杂。而这单纯与复杂之间又包蕴着什么,作者便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解读了。
“越困难越乐观的人们”,这小标题看似轻淡的一笔,内容却极有分量。生存困境愈是难以摆脱,便愈是不敢正视现实,否定自己,也便愈发借助激情在晕眩中麻醉自己。十万人连续演出六十天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团体操,发言者“斯密达”的慨叹声,听众热泪盈眶,泥土一样的脸上,让人惊异的亢奋和自豪……这一切无不在酿造,生发着激情。当然,还须伴随着关闭电视频道,不转播三八线另一边的世界杯足球赛,对外来者一概戒备等等。显然,当某种自信蜕变为徒具自虐性质,也便愈发陷入了悲剧。可以设想,作者下笔时心情一定是十分沉重的。
作者是以女性诗人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去观察,感受一切的。并且在选材、立意和表达上,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情感是自己的,语言是自己的。朴实蕴藉的文笔,特别老到而富于表现力。比如:
它相当远相当神圣,必须以这个走法才可能勉强接近。
从乡间到城市,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在路上,必然以这种奇怪的姿势向前。
当年,中国人曾经很会干这个。
朝鲜人在朝鲜人的世界里坚定地走着,和其他完全无关。频道不同,层面不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没有否定,没有怀疑,只有斯密达。
这些沉着从容,看似随意播撒,却含蕴丰富的语言,到位率是极高的,而且散发着智慧而悠远的意味,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感悟上、表述上的穿透力而啧啧称道。
《鸭绿江的另一边》这篇散文虽出自一位中国女诗人笔下,却标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终于在精神上逐步成熟起来,强健起来,能够从容地面对和审视周围的一切,拉开一段距离去观照域外的生存状况了。这委实是民族之大幸。
由于历史的原因,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人这类放眼域外,渗入世界意识的文章做得少了些。尽管不能期望这类文字会有多大的济世之用,但它至少表明,中国人今天也有了做这类文字的资格和能力了,中国作家对人类的一切也并非麻木的。当然,这类文字如何做才会既做出意义,又不越位,仍然是需要去探索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王小妮的《鸭绿江的另一边》是一次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