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论新时期小说欲望叙事的乌托邦倾向
作者：伍方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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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欲望叙述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莫言和残雪，分别代表了生理化叙述和感性化叙述这两个非理性欲望叙述的主要维度。他们揭示的文明压抑下现代人的普遍性生存困境及对荒诞现实的抗争，使他们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与同时崛起的寻根派和先锋派作家保持着距离。莫言由《红高粱》开启的“红高粱家族”，奠定了他以充溢着原欲和生理性力量的“原始生命力”抗争颓败的现代文明的欲望叙述基调。性爱、生殖、暴力、反抗甚至死亡，第一次通过“爷爷”“奶奶”的爱与性、生与死，赋予了可歌可泣的正面含义。“红高粱家族”构成了关于原欲与野性生命力的隐喻。野生的“红高粱”是祖辈充满蓬勃野性的旺盛生命力的象征；而劣质、孱弱的“杂种高粱”，则是“满脑子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并有着一具“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的“不肖子孙”的隐喻。莫言对欲望的生理化叙述及其对非理性欲望的开掘，为个体灌注了更野性、更原始的生命内涵，欲望尤其是性的革命性与“生产性”一面得到浓墨重彩地描绘和渲染，性或原欲成为生命力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后的避难所和乌托邦。这正是《红高粱家族》以寻找“纯种的红高粱”结尾的深意所在。他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对欲望叙述的这一倾向有更充分的表达。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马原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九条岔路》《思惑》等作品，尽管与莫言相比，表现出对性爱乌托邦的一定程度的戏谑和反讽，但他们以性爱为轴心的叙事策略对人类原欲的执著把握，表明现代主义欲望叙述的生理化路向，始终是以“压抑／满足”的二元逻辑为结构动力和心理吁求，它与“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现代主义欲望叙述的赖希原理⑥并不冲突，只是更偏重从否定的维度凸显欲望对人文理性与社会成规的反叛性和颠覆性。
残雪的欲望叙述是在有关人性异化和世界荒诞性的背景中展开的，具有远为紧张的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因此欲望和对欲望的叙述都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尤其是对性的表达更为隐晦、曲折、破碎。她的作品往往借助对人的感官经验与非理性欲望的突出和放大，从感性化维度进行欲望叙述，这既是对理性主宰下的人的异化和世界的荒诞性的抗议，也是试图通过感性、无意识、非理性，建构和拯救自我及其主体性的一种努力。《山上的小屋》是一个寻找自我与自我空间的寓言，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性拯救色彩。“我”通过“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来清理和确认自我，以与混乱的世界相区别和对抗；而他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并美其名曰“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则意味着自我被侵犯和篡改的处境，这种冲突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正是渴求自我空间的外部原因，自我需要空间来确认。贯穿全篇的情节主线是“我”对并不存在的“山上小屋”的幻觉和反复寻找。这一方面具有“寻找”母题特有的乌托邦意味，另一方面，对小屋中也在“熬夜”、也在“呻吟”的异性“他”的幻觉，还隐含着性与性拯救的潜意识，这构成寻找的心理根源。作品中的“小屋”“抽屉”“洞眼”“瓶瓶罐罐”“吊桶”“水井”“脚”“鞋”以及开关抽屉、吊桶打水、穿鞋被咬等象征性意象或行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都具有明显的性意味，尽管其表达极为曲折和碎片化。因此，在作品的寻找自我主题中，还隐含着对性在自我确认中的超越性和拯救意义的肯定。这是在荒诞与虚无中对自我与性的认识的双重乌托邦化。有评论家认为残雪“把‘无’（无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有’（有意义的东西），将现实锻造成了可能性，并自觉地努力去实现这种可能性”⑦，指的可能就是这种从非理性与感觉中把握世界，从荒诞与虚无中发现意义的努力。现代主义作家们对“梦”（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选择”（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种子”（徐星《无主题变奏》）、“南方的骄阳”（残雪《美丽南方之夏日》）等的执著，反映出感性化欲望叙述背后共同的乌托邦化的心理取向和深度模式。
新时期主流文学的欲望叙述，无论是现实主义对欲望的政治化或人性化话语转换，还是现代主义对欲望的生理化或感性化叙述，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追求，背后潜隐着或政治的、或人性的、或生理性的深度化指向的乌托邦拯救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些欲望叙述策略都具有各自的相对合理性。借用保罗·利科的说法，在积极的意义上，乌托邦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及其挑战性，使它或隐或显地构造一股颠覆性的社会离心力量，为现存的模式和体制提供了一种对抗性或替代性的维度。这种反抗性在现代主义欲望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利科显然夸大了乌托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救正功能。他强调二者的互补性，认为只有诉诸意识形态的“健康”功能，才能治愈乌托邦的疯狂性；只有通过乌托邦的视角有意识地返观自身，才能实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⑧但他忽视了乌托邦之所以称为乌托邦的幻想性和彼岸性，使它在事实上并不构成与意识形态的对等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利科所谓的“逃避式乌托邦”还是“重建式乌托邦”，在现实的层面上都不能不是一种妥协或变相意识形态化，其幸福承诺具有本然的自娱或自欺色彩，是现实与意识形态的自恰机制之一。
福柯在《性史》中谈到有关性的政治策略，认为谈论和反抗压抑尤其是性压抑与启蒙理性、追求真理和自由解放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我们迫切地要从压抑的角度来谈论性的焦灼背后，无疑有一种支柱，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语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欢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⑨。伴随着中国式启蒙话语的复苏和流变，新时期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凸显欲望、反抗压抑到追求“幸福承诺”的乌托邦的过程。但正如福柯进一步揭示的那样，性压抑作为复杂得多的有关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它与启蒙和关于自由与解放的新的权力话语之间，同样存在着肯定与否定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启蒙话语在谈论压抑和叙述欲望的同时，也掩盖并制造着压抑；在人们被鼓励谈论压抑，并且自以为已经因此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权力更牢固地控制起来，受到更深的压抑，而且对更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正是福柯反对“压抑假说”把启蒙视为对压抑的解放的原因，他认为启蒙与解放的新的乌托邦“只不过是神学的一个现代变种”。⑩这凸显了欲望、压抑以及解放的承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深藏的权力关系。
因此，形成新时期小说欲望叙述的乌托邦倾向的原因，大抵包括福柯所揭示的特定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及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影响，以及拉康所揭示的“压抑假说”中“压抑／满足”的神话与心理惯性的作用。这表明，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诸因素，决定了乌托邦化的欲望叙事在特定语境和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欲望叙述针对其他文化场域的霸权地位的确立，尤其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基础上的启蒙与主体性神话的膨胀，欲望叙述中的新的独断论与中心话语对“边缘”或“角落”的压抑就成为不可避免。这正是以“解构”和“祛魅”为特征的后现代欲望叙述的起点及其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也是先锋文学以及后新时期主流欲望叙事反乌托邦化的主要历史动机之一。
综观新时期主流文学的欲望叙述，一方面，“角落”和“小屋”的发现意味着被遮蔽的欲望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走向中心”的新乌托邦（包括乌托邦精神），却也成为这一时期欲望叙述走向新的遮蔽的起点。这种发现与遮蔽之间的欲望话语转移，是我们在后新时期语境中重读新时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经典所不应忽视的，也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转型与欲望叙事流变之间深刻关联的起点。
①参见宋伟杰：《乌托邦辨》，饶芃子主编《思想文综》第２辑，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２９３－２９７页。
②张弦：《惨淡经营－－谈我的两个短篇的创作》，《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８７页。
③王安忆、陈思和：《两个６９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④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１６４页。
⑤参见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小说选刊》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⑥参见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１１１－１２０页。
⑦邓晓芒：《灵魂之旅》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２０１页。
⑧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２４．
⑨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８页。
⑩参见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７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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