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大风歌》的艺术魅力

作者：张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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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汉诗歌发展过程中，《大风歌》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刘邦初封为汉王，后来又建立了大汉王朝，而他的主要对手就是西楚霸王项羽，成语中的“楚汉相争”，象棋中的“楚河汉界”，就是这种历史的积淀与遗存。不仅“高祖乐楚声”（《汉书·礼乐志》），整个刘氏家族也都喜作楚歌。如刘邦歌姬唐山夫人《房中歌十七章》，高祖之子赵王刘友《幽歌》，武帝刘彻《秋风辞》《瓠子歌》《天马歌》，以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所作《乌孙公主歌》等等，都是楚歌。
　　刘邦的影响非仅限于刘氏家族，对整个西汉诗歌的发展走向都有着启示导引作用。
　　中国诗史的发展，就先后顺序而言，当以《诗经》、楚辞为源头，后来的诗人与诗论家往往标举“风骚”，就是这种数典追宗的思维结果。然而《诗经》楚辞各为一体，自为起讫，楚辞不是从诗经发展而来，而是另一个文化区域的音乐文学形式。而汉代以后的诗歌，则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形成以五、七言为主的诗歌形式。汉代正处于一个新旧诗体递嬗变化的时期。所以在西汉诗坛上，既有《诗经》影响之下的四言诗，也有楚辞影响下的骚体短歌，同时又有初时流行于民间，后来为文人接受的五言诗。东汉后期五言诗体渐成主流，标志着诗体的变革已渐趋完成。而西汉诗坛上一方面呈现出各体并行的局面，同时又以楚歌为多。各体并行，是诗体递嬗时期的必然现象；而楚歌为多，则显然与君主及王室的欣赏提倡有关。比如说，刘邦及其刘氏家族喜爱楚歌，可能还只是地域文化影响的因素。丰、沛处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楚文化的邻界之地，刘邦受楚文化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但如蜀人司马相如、陇西李陵等人也作楚歌，就显然不是地域文化的影响，而是由刘邦提倡的楚风导引所致了。
　　现代美学家和美术史家邓以蛰曾经指出：“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辛巳病余录》）邓先生指出这一点，洵为卓见。而之所以如此，当然和开国君主刘邦的个人喜好有关。
　　从音乐文学的角度来看，刘邦的《大风歌》当然属于楚声，但从诗体形式来说，《大风歌》又不仅是楚声的流风余韵，同时对七言诗的形成也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诗歌的基本要素是节奏，中国诗体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节奏的变化。叶嘉莹先生曾把单音节收尾的句子称为“单式句”，而把以双音节收尾的句子称为“双式句”（《迦陵论诗丛稿·中国诗体之演进》）。《诗经》的四言句当然是双式句，而楚辞虽以“兮”字句为特征，《离骚》等诗亦以双式句为主。《大风歌》虽属楚歌，同时又采用了单式句，而且基本上是七言句式。这对后来以“三字尾”为特征的七言诗的形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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