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父／女的隐喻

作者：陈　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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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伞是雨伞的女儿，
　　与扇子是一对搭档；
　　她的父亲与风暴为伍，
　　阻断豪雨的侵犯。
　　
　　前者襄助美女塞壬
　　丽日优雅现身；
　　她的父亲却天生受人尊崇，
　　至今尚有人借用。
　　——艾米莉·狄金森：《阳伞是雨伞的女儿》
　　
　　提及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人们往往会想到她蕴涵哲理的自然诗，炙热的爱情诗，凝重的死亡诗，其实，在“自然、爱情、死亡／永生”这三大主题之外，狄金森还创作过一批小品诗，在这类诗作中，狄金森放弃了惯常的凝重和忧郁，让我们窥见了她性格中轻松俏皮的一面，用轻快的笔调，充满奇思妙想的意象，描绘了生活中的寻常事物，文字清新简单，细细回味，又深意无穷。我们开篇所见的《阳伞是雨伞的女儿》（以下简称《阳伞》）就是这类小品诗中的一首。
　　狄金森诗歌的选编者认为《阳伞》这首诗应该属于狄金森的晚期作品。可能是诗人遇雨，向朋友借了一把伞，在归还的时候，诗兴灵光一闪，便随手附上了这首小诗。《阳伞》全诗分两个诗节，各四行，每行英文原文不超过十个词，属于典型的狄金森式的简练风格。诗歌的焦点不是生死爱恨的大道理，而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两个物件——阳伞与雨伞。诗人的笔调既轻松，又顽皮，她将阳伞和雨伞比喻做一对父女：雨伞是严肃的父亲，负责遮风挡雨；阳伞是轻盈的女儿，用来遮挡烈日。
　　在十九世纪，女性的审美标准崇尚白皙。人们认为细腻白皙的皮肤象征着高贵的出身和纯正的血统。只有混血儿或者终日风吹日晒辛苦劳作的村妇才会皮肤黝黑。因此，中产阶级女性外出时一般都要随身带上一把阳伞以阻挡阳光。对于女性而言，阳伞不仅可以保护她们娇嫩的肌肤免受日光的侵袭，还可以妆点她们的美丽。用丝绸制作的阳伞，搭配曳地长裙，映衬着她们的柔美轻盈。不过也正因如此，阳伞选材讲究轻而巧，伞柄多是象牙、珍珠母或者手绘陶瓷所制，并绑有彩带，伞面则是丝绸并缀以各式各样的花边，这样的结构，装饰功能有余，不过根本经受不住风雨的考验，好在当时女性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家庭，出门的时间不多，如果碰到下雨，她们一般会选择雇车返回。
　　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男性遇雨亦选择乘车，要不就是戴礼帽穿风衣，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打伞会被批评缺乏男性气概。进入十九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变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男性放弃了无所事事的乡绅生活，参与到各种商业活动之中，柔韧性强的钢骨结构被广泛运用于制伞业，既耐用又可以折叠，方便携带的雨伞逐渐成为奔忙在公共领域的男性遮风挡雨的主要选择。不过，为了和男性沉稳凝重的外形相媲美，雨伞以黑色为主，面料多用帆布，无缎带等花哨装饰，与轻巧丝制的阳伞相比，直径大了几乎一倍，结实耐用。
　　对于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女诗人狄金森来说，阳伞和雨伞都是她生活中的常见之物，它们看似相同，实则差别巨大，《阳伞》一诗就围绕着这种差别展开。在诗中，狄金森借用了一系列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符号来描绘阳伞和雨伞：阳伞是女儿，雨伞是父亲；阳伞“与扇子是一对搭档”，同为女性手中的道具，雨伞“与风暴为伍，阻断豪雨的侵犯”；阳伞“襄助美女塞壬”，展现女性的优雅柔媚，雨伞“天生受人尊崇”，活跃在公共空间，为人所依赖借重。诗中与阳伞相联系的意象是女性化的、宁静的、美丽的：丽日和风，一把阳伞映衬着一个楚楚动人的身影；与雨伞相联系的意象是男性化的、狂暴的、尊贵的：狂风暴雨之时，人们依靠雨伞获得庇护。全诗从始至终对阳伞和雨伞的细部特征未着一字，读者却能够清晰地想象到在轻盈小巧的阳伞旁边放着一把笨重结实的雨伞时反差巨大的有趣图景，让人不得不佩服女诗人对事物微妙的体察和精妙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阳伞》虽然是狄金森的戏作，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诗中的两对主要意象，即阳伞／雨伞，女儿／父亲，我们会发现诗人下意识地选择这两组意象进行类比时，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修辞中，能够用来互相比喻的两个对象之间虽然不同属，却往往存在共性。在《阳伞》中，狄金森用父女二元对立比喻雨伞和阳伞，但是她同时也将雨伞和阳伞的差别变成了对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女性关系的一个新隐喻。在十九世纪父权社会中，女性就如同阳伞一样，生来就是附属品，轻盈，优雅，但是只有装饰性作用，是社会的点缀。男性则“天生受人尊崇”，承担重任，与风雨，即各种艰难险阻搏斗。他们活跃在公共空间，大度地任人借用求助，是人们需要依赖和仰仗的对象。二元对立是“男性权力的稳定器”，它确立了男性坚强，女性依附的行为脚本，为父权社会顺利实现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提供了有力保证，“可以维持性别等级秩序的长治久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阳伞的用途，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放大了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事实。十九世纪，阳伞之所以是女性服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它和女性当时流行穿着的紧身胸衣等一样，衬托出了女性的美丽，在阳伞的遮蔽下，女性可以掩饰在强光照射下暴露出的肤色等方面的缺点，她们在选择阳伞时，不仅会考虑到阳伞自身的花色，还会考虑如何和自身的衣服、面容、化妆相搭配，以便成为“所有眼睛的焦点”。
　　《阳伞》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一方面利用和再现了男性／女性的性别定见，另一方面也巧妙颠覆了这种定见。在《阳伞》中，将雨伞比喻做父亲，采用的是明褒实贬的方法，字面看抬高了雨伞的身份，实际上降低了“父亲”的地位，父权形象被和微不足道的雨伞捆绑在一起，男性权威被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拉到了琐屑的日常生活这一女性活跃的空间，虽然这一权威依然被形容成“天生受人尊崇”，但联想到它所修饰的不过是雨伞，人们不难觉察到其中语涉讽刺的弦外之音。
　　更有甚者，《阳伞》中的“女儿”，亦不安分于接受父权社会的指认，扮演驯顺的角色。她并没有试图涉足男性空间，“与风暴为伍，阻断豪雨的侵犯”，她表面服从父权社会为女性的安排，以“丽日优雅现身”的方式，成为男性眼中的欲望客体，但她绝不是没有个人意志的陈设品，她张显美丽，是为了使美丽成为男性致命的陷阱。
　　阳伞在十九世纪两性交流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如我们前文所见，它突出了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特征，但是，它同时也帮助女性僭僭越了父权社会所规定的女性被动柔弱的角色。“在熟练的操作者手中，（阳伞）可以给她所说的话神秘地添上别样的意味；遮挡住女伴的视线，让她无法看清自己顾盼的方向；娇媚地暗示她变换的情绪。”许多在公开场合不允许女性说出口的话，都可以借助“伞语”，躲开十九世纪每个未婚女性身边都会有的监护人的目光，传达给她心仪的对象。这种调情，“修改了两性关系中的权力不平衡”，女性得以在父权话语的缝隙间寻找到自我欲望的表达，成为了欲望主体，而男性则沦为她们俘获的对象，在女性魅力的吸引下俯首称臣。正因如此，在《阳伞》中，狄金森将阳伞以及女儿的意象，与“塞壬”联系在了一起。塞壬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人首鱼身，她是艺术、美、死亡的化身，她的歌声充满魔力，能够让航行的水手不由自主地投海自尽。《阳伞》中的女儿，并不是十九世纪父权社会话语所要求的“家中天使”，纯洁、无知，而是塞壬式的叛逆角色，她既是男性眼中美丽的欲望客体，也是男性欲望的操纵者，拥有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力量。
　　在《阳伞》中，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以人拟伞，以伞喻人，既用陌生化的效果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又借用阳伞／雨伞的比喻再现及颠覆了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性别定见，颇带嘲弄地倾覆了父权形象，将驯顺女儿的形象置换成了“无情的妖女”，挑战了社会的性别任命，《阳伞》这首短短八行的小品诗，蕴涵了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元素，既让我们看到了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生活化的一面，也让我们领略了女诗人敏捷的诗才和对父权社会中性别角色的清晰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