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背对西墙，怎见西墙

作者：高蓬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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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游这首《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自是名篇。《名作欣赏》二零零四年第二期中《“典型情绪”：诗的生命线》（以下简称《典》）着重论述了该诗前两句的表现手法。遗憾的是，该文不但曲解了这两句的表现手法，而且也错批了有关该诗的正确论述。试作辨析如下。
　　先谈曲解两句诗的表现手法。
　　按“赋、比、兴”的说法，这两句显然属于“赋”。而《典》文认为“作者身居南国……只能托北方遗民的身份……‘托物起兴’，……‘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弦外之音是：河再长总有止境（‘入海’），山再高自有终极（‘摩天’）；而遗民盼王师恢复中原却邈无尽期！”该文还引录了一首湖南旧民歌《长工苦》：“岳麓山再高也有顶，湘江河再长也有源。惟有长工的苦水哟，吐不完呀吐不完。”接着又引录了《诗经·氓》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两句，以与陆游这两句相类比，认为此三诗中写山河的句子的表现手法都是“兴”；并且说“陆游的诗句也许从这里汲取了艺术的清泉”。文章最后总结说：“这两句诗在艺术手法上不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而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然而实际上，陆游这两句与那两诗中写山水之二句的表现手法大不相同。
　　首先，陆游这两句是“赋”，不是“兴”。在《长工苦》中，“长工的苦水”两句是主体，而山河是用来说理、作比较的“他物”，《氓》中淇、隰的身份、作用也如此，说它们是“起兴”、是“反衬”自是不错，这从句式、语气上也可看清楚。而陆游这两句中的河山可就不是“他物”了，而与下面的“遗民”一样，都是直接所咏的对象和主体，这从句式、语气上也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两句的表现手法显然是“赋”而非“兴”。于此可以参看陆游其他两首诗：“三万里之黄河入东海，五千仞之太华摩苍旻。坐令此地没胡虏，两京宫阙悲荆榛。”（《寒夜歌》）“我梦游太华，云开千仞青，劈山泻黄河，万户仰巨灵。”（《赵将军》节录）这不也是明显直言其事的“赋”？如果这样的手法都不叫“赋”，那怎样的手法才叫“赋”？前人曾经指出过：“陆诗之词意多重复。”然而如此题材相同、手法也相同的三首诗，不但充分证明了陆游一贯的恢复之志；在手法上，三诗也可互证都是“赋”。其所以都用“赋”者，盖因较之“比”、“兴”，“赋”体显得更加情急意切、一吐为快，不但抒发更直捷，力度也更大。如果改用“比”、“兴”来表达，可就显得曲折、委婉，而不会如此激越、悲壮了。要之，如此两句，无疑属于“赋”体；而如此“赋”体之诗，又怎会从《长工苦》和《诗经·氓》中二句之“兴”的表现手法中“汲取艺术的清泉”呢？同时，这也绝对不像《典》文所说，陆游此诗乃是“假托北方遗民身份”所写吧。
　　其次，认为是“起兴”是“反衬”，就把这两句、乃至全诗“看扁了”。这两句中，有描写，有夸张，有歌赞，有悲愤。——悲愤从何而来？来自后两句的折射。因为读完后两句方知这前两句中的河山乃指沦陷区的河山。既然作者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而悲愤，也必为那里的河山而悲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两句与后两句，其思其情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生发的。那《长工苦》《氓》中之山河二句可有如此艺术、思想含量吗？还有，把这前两句看做“起兴”、“反衬”，那么歌咏的对象就只是遗民，该诗的容量便少了一半，这两句、以至全诗岂不都要随之而贬值？
　　再次，“赋”体同样可以充分表达“典型情绪”。《典》文之中，“典型情绪”出现的频率极高，连文章的题目中都不可或缺。怎样才能充分表达这“典型情绪”呢？文章第二段中说，这首诗“头两句和后两句，通过‘起兴’和‘反衬’就水乳交融地糅合为一个整体，……就更加深了这一典型情绪的深度和密度。”末段中又说，这两句“在艺术上不是……‘赋’，而是……‘兴’（为了更强烈地抒发‘典型情绪’）”。这也就是说，只有“起兴”和“反衬”才是“加深‘典型情绪’的深和密度”、“强烈地抒发‘典型情绪’”的最好方法。实际上并非如此吧，其他诸多艺术手法就没有这种能力、效果吗？以陆游这首诗来看，通过以上辨析，正是“起兴”、“反衬”之说才给该诗带了损害和贬值，而只有把这两句如实地看做“赋”体，才能全面体现该两句和全诗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
　　再说《典》文对正确见解的错批。
　　其错有二：一是将“有”作“无”，一是指“对”为“错”。陆诗这两句的含意有两层：直接表现出来的是河山壮丽及对它的热爱；隐含其中的是对它长期沦陷的悲愤与收复的渴望。这是一般读者都能认识到的，别说那些论文专著了。如《唐宋绝句析》，既说该诗“表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又说它“唱出了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雪耻报国的强烈愿望和收复失地的焦急心情”。还说“读了这首诗，谁能不对宋朝统治者苟且偷安、误国害民的行径产生愤恨呢？”再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该诗时说：“对渴望恢复的北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无比壮丽河山的热情歌颂，正是对南宋小朝廷‘如此江山坐付人’的有力鞭挞。”又如《电大文科园地》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评论该诗说：“我中华大地有如此壮丽河山，岂容铁蹄践踏？”可见三篇论著都有以上所说两层意思。而《典》文仅就其“壮丽”、“热爱”一层而批评三文“大而无当，未中肯綮”。而《典》文以下所阐述之“收复祖国河山的焦灼心情”、“对南宋小朝廷偏安妥协的严厉斥责”与以上所说第二层意思有何不同？有何新意？《典》文接着又以指点迷津的口气说：“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描写山河并不一定就是‘歌颂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其中应该还有更多的深层信息和深广的意蕴。”这不是将以上三文之“有”说成“无”，而又批评其“无”吗？
　　再如，《艺海拾贝》中那篇《数字与诗》，在列出众多含有数字的诗句之后，作者秦牧进行简要评析时，就陆游这两句说：“如果不是采用了那些数字，北国风光、河山壮丽的景象便未必能给人一种清新如画的印象。”这和评点其他那些诗句一样，也只是着眼于数字对于“景象”的作用，而没有、也不必涉及深一层的意蕴（如悲愤、决心等）。而那所谓深层意蕴，其作为大家的秦牧岂能不懂？可见《数字与诗》本不需谈者，而《典》竟责其未谈、又就其所谈而批评它和以上三文都是“大而无当，未中肯綮”。这不又是指“对”为“错”而又大攻其“错”？
　　总之，由于将“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之“赋”体看成了“兴”，而又过分夸大了“兴”的作用，便形成了对此两句乃至全诗的曲解和贬低；又由于看其有关论著而不全面，也便形成了错误的批判。岂不正是典型的“执一隅之解”？如此背对西墙，又怎能见到西墙？这对初读此诗者又怎能不造成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