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科学批评与意蕴把握

作者：周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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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杜甫的诗是写了诸葛亮的生前与死后｡但他是着意要写诸葛亮生前的际遇与功业,要写死后的哀荣与影响,怎么会只是借诸葛亮的事迹表现一个简单到不需要思考的感觉:“对于死亡的厌恶”,甚至还要“反复”“论证”!
　　
　　五､标榜“科学”,重要实践
　　
　　文学是艺术,不是科学,但文学批评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科学｡不过究竟科学与否,不能只听宣言,还要看实践的情形｡主观追求能否达到预定目标,也要看其见解能否符合作品的实际,能否符合艺术原理｡
　　彭先生的文章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便是:大力标榜“科学的文学批评”:一则曰,“顺着天然信仰说出来的话与科学无关”;二则曰,“考证和联想,仿佛是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时的本能反应｡科学却使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一类本能之后的结果”;三则曰,“科学的文学批评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做;分析这个‘悠长余兴’的内容”｡似乎,强调科学批评已成了彭先生最重要的使命｡但在批评实践中,彭先生却并未体现科学精神,也未昭示科学方法｡其一,随意割裂艺术作品｡彭先生在评价《滁州西涧》时说:“这首诗共四句,但后两句本身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可是,这后两句已经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了,那前两句算什么呢?岂不是说前两句多余,或者是这首诗是两件“完整的艺术品”?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成功的作品,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彭先生可能出于好心,称道韦应物的两句诗就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殊不知这一称道对于整首诗来说,无异于说“这是一首缺少有机联系的不完整的艺术品”｡其二,完全无视鉴赏规律｡鉴赏离不开想象与联想,只有通过想象与联想,才能将凝固在文字中的形象“激活”,才能将沉睡在诗篇中的生活场景复原,才能有可能去感悟那个已经远离我们的社会与时代;离开了想象联想,诗歌的鉴赏活动几乎无法开展｡而彭先生对于想象联想好像充满了“仇恨”:一则曰“像样一点儿的文学批评,不能是读后感,不能是自由任意的想象”;二则曰“联想则只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出到作品之外”｡不错,想象不能是“自由任意”的,它必须受着作品的约束与节制,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想象;而联想就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出到作品之外”,这正是我们从具体的一个作品获得更多时代信息的正确途径｡放弃了想象,我们看到的便只是一堆文字;而放弃了联想,我们便只能“读诗必此诗”｡巴尔扎克曾经借其小说《幻灭》中的人物之口表示:“真正懂得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没有想象与联想,这“一星半点的东西”怎么发展?其三,完全否定考据功能｡诗歌鉴赏不一定需要考据,但鉴赏中国古代诗歌却大多需要考据｡因为,文本需要借考据来校正,本事需要借考据来钩稽,背景需要借考据来明确,甚至文义也要借考据来弄清典故､阐明词义｡可彭先生却认为“艺术上的考证既不必要,也不合法”,彭先生主要靠往诗篇上硬贴哲学理念来鉴赏诗篇,说考证“不必要”尚属可以理解,但说艺术上的考证“不合法”,则不知援引的是哪一家的“法”?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著名的鉴赏家吴小如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本人,无论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尽管如此,有时写出文章来仍不免出硬伤｡(《诗词札丛•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
　　吴先生的话,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四条规矩,大多需要考据的功夫｡他做得如此严谨,还说“有时写出文章来仍不免出硬伤”,真不知如果完全抛开他的这些做法,完全天马行空,能将文学批评做到怎样的“科学”!
　　要想真正将文学批评带到科学的境地,首先必须尊重艺术特性,不尊重其艺术特性,便不可能真正获得鞭辟入里的深刻见解,更何谈“科学”!其次要保持公允的心态｡不要因为趣味相投,便无原则地拔高;也不要因为趣味有异,就随意贬低｡唯有公允､公平,才谈得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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