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
作者：康怀远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白居易《长恨歌》之“恨”主要是写唐玄宗之“恨”,当然也有杨贵妃之“恨”｡白居易所写的是李杨的风情､韵事和爱情故事,并通过唐玄宗对自己的追悔和惋惜,把民间传说的故事形象化为艺术的“长恨”,其中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又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①｡这不但从白居易《与元九书》得到相应证明,而且从《霓裳羽衣歌》②得到进一步证明｡
《霓裳羽衣歌》是白居易在敬宗宝历元年(825)由太子左庶子改任苏州刺史后写于秋季的作品｡这篇作品,诗人通过回忆详实地记录了唐代宫廷大型乐舞《霓裳羽衣歌》演出的盛况和过程,对其构成的“散序､中序和曲波”三大部分进行了细致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唐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耳闻目睹”者,“白居易为拯救它(《霓裳羽衣歌》)濒临灭绝的命运所付出的不懈努力｡”②同时,他对《霓裳羽衣歌》的一往情深也于此可见:
今年五月至苏州,朝钟暮角催白头｡
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
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
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
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
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
四幅花笺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
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
眼前仿佛睹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
疑从魂梦呼召来,似著丹青图写出｡
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
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
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
诗的大意是说,白居易到苏州以后,秋来无事,寂寞闲闷,忽然想起霓裳羽衣舞来｡但又碍于无处打听,只好写信询问元稹｡元稹于长庆三年(823)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其部属有许多能歌善舞的乐人,想来会得到一些消息｡然而元稹的回答是,他所在的“七县十万户”,竟没有一人知晓霓裳羽衣舞了｡所幸元稹随信寄来长诗霓裳羽衣谱,倒让白居易喜出望外｡白居易根据谱中“霓裳实录”和“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时亲眼所见的霓裳羽衣舞的印象,依照原来的结构和场记,决定重新排演｡“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字里行间充满着白居易对霓裳羽衣舞的特殊感情,表示要用诗歌的形式使它重现光彩｡
“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对霓裳羽衣舞的这种特殊感情,在其他诗歌中多有表达,如《江南逢天宝乐叟》《琵琶行》《偶题五绝句》《嵩阳观夜奏霓裳》《早发赴洞庭舟中》《醉后题李马二妓》《重题别东楼》《湖上招客送春泛舟》《得梦得诗》等｡联系中唐社会和士人中普遍弥漫的世俗情感和感伤情调,白居易厚爱霓裳羽衣舞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融歌､乐､舞于一体的《霓裳羽衣舞》,原是印度的一支舞曲,开元年间始得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引造,遂逐渐传入中原,后由唐玄宗在吸收《婆罗门曲》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加工､整理和润色,创制而成一种唐代大型歌舞,或称《霓裳羽衣歌》,或称《霓裳羽衣曲》,或称《霓裳羽衣舞》,或称《霓裳羽衣》,或简称《霓裳》;乐部属法曲,调属黄钟商;全曲十二遍,前六遍无拍,到第七遍时有拍而舞;舞者“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上衣白,下裳红,整个的仙人装饰;始在京城皇宫演出,其后传布四方,各地节镇亦可排演｡它和唐玄宗其他创制的四十多部乐曲一样,象征着“盛唐气象”的一个方面｡但是,“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给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③｡一方面,它为“唐代的历史划了一条界线”,也为“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④｡尤其是“安史叛乱带来的社会残破和精神打击,使乱后的许多诗人心上蒙上了一层阴翳”⑤｡白居易生活的时代,“盛唐气象”成为过去,昔日的繁华已经消逝,“中晚唐文学大都不再像初盛唐时期一样写自己锐意进取的抱负,而是写自己及周围的世俗生活,写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表现一个普通人所体验和追求的人情味;就文学风貌而言,也不再像初盛唐文学那样追求气凌霄汉,而是表现出艳､狭､俗的世俗化色彩”⑥｡所以,“闲坐说玄宗”,不仅是当时白头宫女聊天的话题,而且是民间传播的话题,更是诗人关注和回味的话题,这中间恐怕比较多的当然要数李杨的爱情故事和传说了｡“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杨贵妃的生死转折点,也意味着李杨爱情的悲惨结束｡对此,白居易没有像他的讽喻诗那样按照“纽王教”“系国风”“存炯戎”“通讽喻”“劝善惩恶”“补察得失”的儒家重功利的诗教理论处理题材,而是从世俗观念出发,还原了李杨故事本身内涵的普通人情感,在“玄宗思妃”和“道士觅妃”的幻化和仙化描写中加重“感伤”分量｡中晚唐诗人的“马嵬坡题诗”和传奇作品的“男女之爱主题”便是对《长恨歌》成功创作的热烈而广泛回应｡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又写了《霓裳羽衣歌》｡这两首长诗都有一条主脉贯穿,那就是“霓裳羽衣”｡《长恨歌》中的绵绵之“恨”,全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引起,而唐玄宗在海上仙山首先看到的就是“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唐玄宗对渔阳鼙鼓的情有独钟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是统一的,像“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样,那“仙乐”“缓歌”“慢舞”也着实让他“尽日”“看不足”｡杨贵妃“宛转”“马前死”后,唐玄宗的“朝朝暮暮情”无疑便是对“仙乐”“缓歌”“慢舞”和贵妃的因乐舞而思人之情｡在这里,“渔阳鼙鼓”的历史转折既毁灭了李杨的爱情,又毁灭了“霓裳羽衣”,双重毁灭的精神打击使得唐玄宗“孤灯挑尽未成眠”｡一代天子尚且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破坏可想而知｡这种惨重的精神打击从天子到臣民都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是国“恨”和情“恨”永无绝期的绵绵之“恨”｡白居易自不例外,他以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回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历史大悲剧,因为“普通”,所以更具有普遍性､社会性和感伤性､典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逢天宝乐叟》诗中,白居易把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回味再通过天宝乐叟之口加以宣达:
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
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
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珮合,
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
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
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锦袍暖,
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
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
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
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
暮雨舟中酒一撙｡涸鱼久失风波势,
枯草曾沾雨露恩｡
这位天宝乐叟对玄宗旧朝､旧事､旧乐的怀念,尤其对“冬雪飘蓂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情景的怀念是很有代表性的｡王权的丧失和普通人自身的遭遇一旦结合起来,就凝重为刻骨铭心的历史沧桑和巢倾卵破的社会悲剧｡“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阖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惟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天宝乐叟眼中旧宫､旧殿､旧苑的荒凉和寂寞不也正是《长恨歌》中“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的真实写照吗?如此写照在白居易的作品中积聚成一种“霓裳情结”,而当这情结借助于李杨的风情､韵事和爱情故事形象化为艺术的“长恨”的时候,男女风情的寄托和感伤世事的同情以及由寄托和同情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就社会心理化和情感世俗化了｡这是《长恨歌》赢得历代广大读者的根本原因｡
① 康怀远.白居易之“恨”求解[J].名作欣赏,2005(4),75-76.
② 杜兴梅.试论白居易对《霓裳羽衣》的贡献[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6),27-29.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5(5),60-63.
③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十二卷•程氏汉语文学通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8.
④ 王瑶.李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77.
⑤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十二卷•程氏汉语文学通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81.
⑥ 孙学堂.中国文学精神•唐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