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寻梦自然与反思之痛

作者：冰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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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存葆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始终把触角探入社会问题的焦点处，并以思想的穿透力与情感的冲击力震撼世人。这或许是他从脍炙人口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到报告文学和电影剧本，始终扣人心魄，引人品评感叹的重要原因。在当今的消费文化大潮中，他又以散文延展自己的创作理念，把社会之思化入自然之景的游走、观赏、惊叹、顿悟之中，探察自然、人生中人们习见而忽视的细节，描摹在喧嚣的都市或绝尘弃世的自然净土中的沉重与轻松。阅读他的散文，一定首先为他随意自然的文风吸引，体味到一种宁静、快乐和畅达，但当沉迷其行云流水的叙述时，却也必定会被他因人、事、物而一探究竟的棒喝而惊醒。这种无时不在的反思不仅形成了其散文一波三折，由景及情，由情至思的特色，而且使其散文摆脱了单纯娱情娱性的小散文构置，植根于社会问题的剖析与吁请，而自然生成了一种宏阔的气度和风姿。
　　有论者曾指出李存葆的散文之所以有如此的创作效果，皆因其本着真诚、入世的散文创作理念，“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基于正义、良知、真诚等基础上细密的观察，触类旁通的连通，以及探究问题根源的热心与坚持。诚如李存葆所言：“也许我们倾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在探求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为人激赏的《我为捕虎者说》《鲸殇》《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等散文之作。如果说，他的大多散文是以问题入手，起笔处已隐约带出了悲情、伤感甚或气愤的语调，那二零零五年六月发表在《十月》上的《净土上的狼毒花》则一反常规，由美丽入手，具有了轻松中显沉重，简洁中意味丛生的妙趣。
　　在《净土上的狼毒花》开篇，李存葆借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把香格里拉描述为“原始自然美的人间净土”，这里的社会透明清澈，这里的人心圣洁无尘。正是出于寻找人类心中的圣洁之地的梦想，人们发现了云南的小城迪庆，找到了现实中的“香格里拉”——远离现代工业尘烟的世外桃源，以其美丽、自然、澄明征服了世人，也因此成为一个“能够给予人们以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审美符号”。当李存葆沉浸于迪庆——香格里拉的明净的空气、“水送山迎人，一望一灿然”的立体生态景观，当他荡漾于碧塔海、沉醉于蓝月亮峡谷、震撼于梅里)山时，他确实感受到自然和谐给俗常人等带来的沐浴心灵的愉悦。但正是这等盛景引来了游人、寻梦者，带来了公路、工业意识、经济意识等现代文明的产物，而这直接导致了生态的破坏。在当代网际互联、媒体遍布的联通世界，现代人渴望原生态，原生态环境中的居民向往现代的家居、社会生活，这是个悖论，也是常态社会中难以避免的双向异化现象。
　　香格里拉的失落不仅是昔日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的渐趋消失，也不仅是现代工业文明对当地人生存信仰的变异和摧毁。这种言说角度已成为诸多文人墨客的习惯角度，其对心灵的震撼因为习惯而有所降低。因此，李存葆！取了新的角度，！取了满山遍野的使诗人的“咏花诗句”都黯然失色的黄花，铺展着它们在“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在这美丽的享受中，突然笔锋一转，写出了其诡异的名字——狼毒花，进而写这有奇异之美的狼毒花蔓延的原因——“过度的放牧，公路的修筑，人和畜的定居，破坏了大自然的原生态，是狼毒花蔓延的原因。狼毒花在我国某些地区，现已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这份震撼未消之时，作家又写到了狼毒花的霸道：“凡狼毒花称霸的草地，地表裸露，寸草难生。牲口误食了它，便会中毒而死。”今天迪庆已被美丽的狼毒花所征服，狼毒花以汪洋恣肆的形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者，在视觉上满足了人们对美的渴求，让疲惫的旅者在如真如幻的“梦境”中获得暂时的心灵安歇。在此，李存葆清醒地暴露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正是在视觉上引人怜爱的狼毒花，侵蚀了香格里拉的和谐，危及香格里拉这一“净土”的存在。美丽背后竟是如此残酷的现实，这让获得暂时审美满足的作者受到了不堪其重的一击，面对如此悖论，李存葆描摹出对自然生态的忧虑，并在寻找这一悖论“来因去迹”的同时显示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生态的破坏、梦想的远逝，当人们再度回首时，那只能成为一个曾经、遥远而再难企及的梦。在现实面前，我们不禁要感慨古人的远见，当陶渊明驾舟离去时，桃花源中的人们曾再三交代不要向世人透露桃源的所在，正因为如此，才使桃源成为一个永远让世人所向往的处所。它存在，却无路可寻，这形成了人们对“净土”追求的契机和动力。但是，如果这样的“桃源”只能作为曾经的梦想之地，而消失于现实时，那这样的梦是美梦还是梦魇就不难评说了。就如迪庆——香格里拉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存在，更是人们心中理想和希望的标识，设若人没有了理想和希望，那何来生存的勇气？作者深味个中滋味，以忧患之心、力透纸背的笔触为世人敲了一个警钟。
　　自从现代物质文明蔚为大观以来，志士仁人从不同层面对现代化生活及自然、生活的现代化进行反思。像福柯、哈贝马斯、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克斯等，他们或以理论或以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思索，形成了一个批判与反思的大潮，但无论以何种形式，“人”都是其理论的核心。在这个世界性的反思大潮中，就连曾经以农业文明盛传的中国也未能免俗，现代工业文明的尘烟开始弥漫开来。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敏锐的作家们就展现了他们浓郁的忧患意识，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以其轻灵之笔向世人描绘了“自然”这一美丽的图景，表现出了对“田园”的眷恋。往者已逝，今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了尽情享受“现代文明”的惨烈代价，这代价已经不仅是“诗意”的消失，“诗意”是心灵所归，它只能靠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那里还带有人类的想象，而自然是不需要想象的，我们伸手就可及。但是当自然生态千疮百孔，我们再伸手时，所能抓到的除了虚空还是虚空。对此，张炜、张承志等以小说的语言表述了其无奈，而李存葆等则以散文的方式树立了令人警醒的文化标牌。
　　如果说文化元素的注入赋予了余秋雨散文深沉、凝练、悲怆的特色，全面引发了文化散文的写作热潮，那么李存葆则把生态意识融入散文之中，形成了自然生态表征工业文明的缺憾，敦促文化生态建设的思维模式。在《净土上的狼毒花》的后半部分，李存葆没有把生态的破坏作为一个停顿的主题，而是延展为对关于世外桃源之梦的沉思与反省。迪庆这块净土上生长的狼毒花是生态被破坏的标志。但面对这样的事实，作者并没有走向极端，因为历史的车轮是向前的，任何人都无权阻止它的前进，而前方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如此的理性使作者以细腻之笔权衡物质与精神、工业与自然、过去与将来间的种种张力，正因作者意识到了在历史缝隙中张力的存在，在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大潮时，才表现出了这样的无奈：“当财富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每个人跨入新世纪门坎的唯一的钥匙时，谁都想将这把钥匙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由贫困向着富裕挺进，是人类共有的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无权责怪迪庆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求。”因了这份清醒意识作者才没有！择逃避、哀怨或做无谓也无力的抗争，而是把理性平衡诸种悖论之间的张力作为思索的核心。许多珍贵的自然遗产已经以自然“专利”的方式得到人们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毕竟有限，而且“破坏”有时也超越了人们所能想象的力度，因此，尽管迪庆已成为“全球五十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之一”，可是还有多少个迪庆正在遭受着现代人的蹂躏，我们不得而知。因此，保护迪庆，让狼毒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的责任，而是全球性的责任，应成为整个人类的承担。迪庆在作者的笔下也不再是一个地域的名称，而是人类心灵净土的象征符号。
　　《净土上的狼毒花》是典型的生态散文，生态与文学的结合不仅拓展了文学抒写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技术”模式，更见证了“现代”的危机，这并不是作家所乐于“想象”世界的方法，却是必须承担的选择，它使文学的功能日趋多样，作家探究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