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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文学视角看《城南旧事》
作者：王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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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１918－2001）是台湾著名作家。她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通常被划入怀乡文学、女性文学的范畴。但她同时又是一位爱心深重、童心未泯的作家，经常追忆童年往事，并热心地为儿童编刊物，写童话。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无疑是林海音的代表作。该书，对她曾经生活过二十五年的老北京乡思浓烈，亦塑造了秀贞、宋妈等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带有鲜明的“京味”特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以作者的童年生活为背景素材，借儿童之口讲述人生故事的书，也是一部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
一、展示了从儿童到少年的成长轨迹
《城南旧事》包括五篇小说：《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和《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就情节而言，相互间虽然没有紧密的联系，各篇可以独立存在，但有一个共同的叙事者——“我”（小英子）。如果，分开来看这些小说，的确是各写了一个成人的故事。但是，合在一起，却分明展示的是一个儿童成长为少年的人生历程。
在《惠安馆传奇》里，英子刚六岁。浑不懂事：太阳老高了，还不肯起身，“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人小力微：端一盆水，“连晃带洒，泼了我自己一身水”。却很侠义：当与她同年龄的街坊小孩妞儿被油盐店伙计欺负时，她“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凭什么？’”
在《我们看海去》里，她长了一岁，已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对一切充满了好奇，想知道空草地里藏着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依然幼稚，“分不清天空和大海。金红的太阳，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呢？还是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的”。
在《兰姨娘》里，她又长了一岁，两个门牙刚掉。看到父亲“捉住”兰姨娘手的暧昧举动，她自然还把握不准这是怎么回事。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凭直觉，“觉得使妈受了委屈”，却又理不清、说不明，只好哭。用毫不掩饰的哭表示自己的不满。
在《驴打滚》里，她已九岁，正上三年级。年龄见长，思虑的问题也就增多：“我简直想不出宋妈要是真的回老家去，我们家会成了什么样儿？谁给我老早起来梳辫子上学去？谁喂燕燕吃饭？弟弟挨爸爸打的时候谁来护着？珠珠拉了屎谁给擦？”更想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才生的女儿，“到我家当奶妈”。
在《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里，她十二岁了，小学毕业。此时的她，内心是矛盾的：“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但是社会、家庭各方面早已开始要求她“做大人”了。宋妈曾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兰姨娘也说过：“英子，你长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病弱的爸爸更要求她去“闯练”，“学做许多事”。而她真就“硬着头皮去做”了——独自去银行寄款——做成了。于是，她意识到，自己真的长大了──“不再是小孩子”。
显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英子在逐渐长大。这里的五篇小说，共同完成了小英子的形象塑造——由愚癏纯真的儿童，成长为早熟多思的少年——已准备承担起父亲去世后家庭与人生的责任。
二、描绘了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
儿童文学作品当然以表现儿童为第一使命。但是，也不应把儿童与整个社会生活割裂开来。因为儿童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
《城南旧事》对此的把握也是成功的。小说没有孤立地去展示儿童的心理特征，而是把这种展示融入英子对社会人生、成人世界的逐步认识之中。
比如《惠安馆传奇》里有这样一段记叙：
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
这里的秀贞本是个活泼、善良、痴情的少女。她不顾传统礼教的束缚，“跟了”苦学生思康，生下了女儿小桂子。但思康一去不复返，父亲又把小桂子扔掉，加之周围人们的指指点点，迫使她精神失常。在成人看来，她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界限，总沉溺在虚构的妄想之中，把年画里的孩子当成了小桂子，是反常，是“疯”的表现，令人心酸。而“我”年幼，分不清何为疯，何为不疯，反以为是在玩“过家家儿”，“真有意思”。小说这样写，自然是符合六岁儿童的认知水平与心理特征的。同时，也借秀贞的悲惨命运，唤起读者的同情心，进而去谴责旧社会陈规俗见的罪恶。
又如《我们看海去》，写英子对“贼子”的认识：“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分不清这些，就像我分不清海跟天一样，但是他的嘴唇是厚厚敦敦的。”的确，让七岁的孩子来判断那个“贼子”的好坏是太困难了：就嘴唇而言，“是个老实人的相”。但他分明偷人东西，似乎应是坏人。然而，他的偷，是为了供弟弟上学读书，养活瞎眼的老娘，又很难说就是坏。小说描写中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现象使孩子迷离、惶惑，是准确的。而涉及的，仍是有关社会制度、穷人出路的大问题。
通常，儿童文学作品，多为正剧、喜剧，少有悲剧。但《城南旧事》的基调却是低沉的，甚至是哀婉的：不幸的秀贞与可怜的妞儿死了，憨厚的“贼子”被抓了，怪怪的德先叔与兰姨娘走了，善良的宋妈回老家了，连最亲最亲的爸爸也病故了——五篇故事在结尾时，其主角都离“我”而去，从而使作品染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但“我”，不正是在与上述人物的各种交往中接触到了执著、向往、善良与博爱，并逐渐长大了吗？社会不可能完美，生活充满了悲欢离合。《城南旧事》能给予小读者的，正是感受生活的勇气和面向未来的探求精神——从而为他们日后进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三、把儿童文学作品写成艺术精品
作为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就要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与阅读兴趣。因此，加强故事性是必须的。而《城南旧事》中的各篇作品，都不乏耐人寻味的故事。
秀贞与妞儿（小桂子）的遭遇，如真似幻——妞儿果真是被扔掉的那个小桂子吗？（《惠安馆传奇》）空草地里的“贼子”，终因小英子的无意间泄密而被捕，让人担忧“贼子”的弟弟与老娘今后靠什么为生呢？（《我们看海去》）还有英子小小年纪竟下意识地为德先叔和兰姨娘牵线搭桥，亦让人忍俊不禁（《兰姨娘》）。宋妈失去亲生儿女小栓子与丫头子的不幸，更让人同情（《驴打滚》）。即便是最少故事的第五篇里，也还有那个渗透着父女真情的迟到事件——因为雨天贪睡想要逃学，英子曾被父亲无情责打、强逼上学。但过后，父亲又赶到学校，递上御寒的夹袄（《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些故事，没有太复杂的结构，但情节不无曲折，而且生动、有趣，极富情感性，加之借儿童之口讲述，尤能拨动少年读者的心弦。
作为儿童文学作品，更需加强语言文字的表现力。而《城南旧事》就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深厚艺术功力。在塑造英子这一形象时，无论写语言动作，还是揭示心灵世界，都注意到了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
请看《惠安馆传奇》里的这样一段描写：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的在喝水，我的嘴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的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这里，“学鱼喝水”“和鱼鼻子顶牛”，分明是儿童的动作与情趣。小说形象地写出了儿童特有的性格，透着纯真。
再看《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里的这样一段记叙：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此处，无论是“哭”的外部表现，还是又“喜”又“怕”的内心矛盾，都符合成长中的小女孩的情感特征。一经作家之笔的点染，便跃然于纸上。
毫无疑问，作者是善于把儿童的种种特征再现于笔下的。而对于儿童文学的读者来讲，正是这种种特征的生动再现，最易勾起自己童年体验的记忆，从而产生共鸣，发出会心的微笑。
或许会有人认为，《城南旧事》的丰富内涵、伤感情调与抒情韵味，很难被少年读者全部领会。但即使如此，又怎样呢？当年，茅盾曾认为：“指名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是冰心女士“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①。但尔后几十年的事实是，无论“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一般小孩子”，都成为了《寄小读者》的忠实读者。可见，作家的情思、识见与作品的艺术魅力是可以吸引广大少年读者并提升他们的鉴赏力的。
如果说，《寄小读者》没有因为同时能吸引成人读者而不被视为儿童文学的精品，那么我以为，对于《城南旧事》也可作如是观。
①茅盾：《冰心论》，《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