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纯情”与吊谲
作者:陆卓宁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瞩目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袁琼琼近年的叙事景象,联想起她的“初出茅庐”,以为喻之“‘纯情’与吊谲”则最为贴切不过。
袁琼琼是因为八十年代初的一部短篇小说《自己的天空》而在台湾文坛声名鹊起。
八十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袁琼琼的短篇《自己的天空》无疑是这一时期新女性文学思潮的“始作俑者”,作者便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潮流中的重要地位。
八十年代以前的台湾女性小说,其思想内涵与传统的女性文学一脉相承,反映的往往多是女性在男权意识钳制下,主体失落,甘于屈从,更无从谈起“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存在价值和人格的完整意义。进入八十年代,人本意识及其女性意识的复苏和高扬,还由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以重视男女两性角色分析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在台湾岛内流行。其实,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此时发表,既是应运而生,亦是其固有题材与现代女性意识交汇的一种自然延伸。和众多女性作家一样,关注女性命运从来都是袁琼琼小说的焦点,所不同的是,同是在社会习俗、伦理关系的文化背景下展示世俗百态、追求人生幸福,但她却在其中表现出对人的“真性情”的敏锐,继而对束缚人性、特别是压抑女性自我的传统理念的质疑。如其《创世纪》等作品,因此,至《自己的天空》,高扬起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主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在丈夫有外遇而提出分居,在经历了最初的以泪洗面、疼痛难忍之后,狠下心要求正式离婚,从此自谋生路,从一个绝少出门而出门未必能顺利回得到家的弱女子转而成为一个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且最终如愿以偿,并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撑起“自己的天空”的“新女性”。小说并没有对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加以精雕细琢,似乎重在叙事,显然,其用意便在于女性的生命价值的呈示而不仅仅是女性意识的觉醒。静敏在其死寂无爱的婚姻生活中受到难以逆料却又突如其来的无情打击,继而猛然醒悟到过去的自我沦丧已久——“别的男人有外遇,总弄得鸡飞狗跳的,只有他,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完全拿她不当回事。现在还要她把房子让给那女人,而且算定她会听话。”人格的自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她做出离婚的决定。然而,冲出婚姻的牢笼并不意味着完全进入了自由的天地,最初的静敏依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时感惶惑。小说有一情节极具深意,在对小弟(先前的小叔子)有过一阵的情感迷误之后,当遇到屈少节,她再也没有犹豫而是主动出击。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必然会伴随着性的饥渴和爱的需求去寻找真爱,而精神的旅程往往比现实生活的道路更为坎坷艰辛,唯其如此,这一过程不能不是女性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过程;同样,也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真正实现自我精神与情感的超越,而最终是否获得爱的圆满已不重要。《自己的天空》正是由于所表现出的新女性主义思想而具有了现实的普泛意义,“自己的天空”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符码而被人广为运用。
《自己的天空》主人公静敏,经历过婚姻的破碎、爱情的觉醒之后,已然由一个简单的女性转而成为一个丰富的女人,但通观整个文本,笔者却以为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纯情”。静敏固然是一位现代女性,但从根本上说其情爱的诉求并未表现出任何的乖张怪异,一个健康女子对于情爱的“真性情”再正常不过的追求罢了;文本的“转承起合”也极合乎规范;语言则更是浅显通透。然而,当读到其近年的不少创作,“吊谲”的感觉便无法拒绝。
袁琼琼在《自己的天空》之后,小说、诗歌、影视剧作频频出击,其中,汇集了三十则短篇速写的近作《恐怖时代》一反先前的“纯情”。在这里,我们已经读不到那个熟悉的渴望“真性情”的“静敏”;小说文本也都没了“章法”,云山雾罩,亦幻亦真;语言则更像是一通通的咒语,叙述者俨然成为了一个诡谲的女巫。这一则则短篇速写,看似状写人生欲望沉浮,莫如说是一篇篇“后现代鬼话”。所谓鬼话,或许可以说是于叙述的平常与反常间造成读者心理承受的落差,以期收到意外惊栗的结局。 如《恐怖时代》中,“多看两眼我们的白米饭,那不像是一锅锅白胖的蛆么?(《米》)姊妹淘成了自己丈夫外遇的对象后,还是得请来吃吃拿手的红烧肉——但‘谁’的肉?(《忘了》)午夜梦回,枕边人越看越该死(《蓝胡子》),不死就该杀死(《杀人》、《箱子与爱》)。但是死去的竟活回来,又如何是好?(《老大的复活事件》)不管《咳嗽》还是《微笑》,想《睡》还是想吃(《口》),好《冷》还是好《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身体的每一种征兆,总正是凶相毕露,煞气重重,袁琼琼的新小说充满了凶杀横死、抑郁疯狂。她眼下的生命即景,不由你不觉得恐怖。 ”①
女作家写“鬼话”是颇有传统的,如张爱玲、施淑青、李昂、李碧华……但她们的创作多半并不以故弄玄虚、敷衍灵异为能事。如李昂的《杀夫》,营造出鬼魅般的氛围,借着幽幽的“鬼话”将久被压抑的欲望、无从表达的冲动、礼法以外的禁忌,毫无顾忌地倾吐开来。如此说来,袁琼琼的“后现代鬼话”,却颇有些有故弄玄虚、敷衍灵异的意味了。然而,对于即便是找寻到了一片“自己的天空”且还能长空舞袖,但却同样在经历着世纪末世界政治的极度无序、混乱不堪,也体验过欲望充盈、道德失范、敬畏感缺失的末日心态的“现代人”,《恐怖时代》恐怕就是一记可照仿的“生存策略”了。
因此,我以为,袁琼琼现今的“吊谲”其实与其曾经的“纯情”,存在着根本上的深刻勾联。一如其先前于新女性文学思潮中充当“始作俑者”的敏锐,《恐怖时代》在处理人间的疏离、死亡的偶然、记忆与意义的流失等等这些被人们写透了的现代题材中,以其惯常的先锋姿态渗以层层的反讽,由此而在有意无意间对传统女性小说的“鬼话”作了歪打正着式的颠覆。如此一来,“纯情”与“吊谲”的悖理在作者的笔下则成为了一气呵成的叙事景象。这恐怕也是袁琼琼一直能够占据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潮流重要位置的意义所在。
①王德威:《〈恐怖时代〉:女作家的后现代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