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毛泽东诗词书法中的精神气质别解
作者：庄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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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和透视，在中国文化史上，大凡是书法大家者几乎无一不是著名诗人，当然，著名诗人未必是书法家，而能成为书法大家者，则必定是诗人。由此可见，诗书之间的关系何等亲近、微妙和重要。毛泽东在诗词内容和书法创作上的巧妙结合堪称相得益彰，独标风采，气象万千，卓然自成气格。
作为一国之尊，毛泽东诗词书法的艺术成就、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常常被其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所掩盖或遮蔽。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是伟大领袖和导师，人们往往倾心于毛泽东在治理国家的功绩或过错，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所闪烁的文学艺术天赋和光芒，乃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和书法家所铸造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独创性。
传统诗词作为中国文学瑰宝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生活中一直备受青睐，地位显赫，甚至被推崇为“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古代文官宦仕没有不会赋诗吟对的。其源盖于诗既可陶冶性灵、感染心性、获得美感，又能沟通民情、开阔思路，有益于治道。毛泽东虽为一国之君，却工诗善吟，在戎马倥偬的生涯中，如曹孟德具雄才大略，登高必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中外文化，虽不以吟诗作书为生，亦非职业诗人和书家，但其学问功夫可谓博大精深，且兴趣涉猎广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堪称了如指掌，所以他“气盛言宜”，书精文雄。如果说曹操的诗风以通脱豪健为诗之神，以沉雄开阔为诗之态，那么毛泽东的诗词则充满狂气、浩气、霸气和英雄气，其豪放刚烈、石破天惊的气度和精神，较之挥鞭的魏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书法，乃是华夏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被尊为国粹，它伴随和孕育着中华历史长河的拂拂灵气奔腾而来，并享誉世界。作为一种个体艺术生产，书法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审美情趣和内在气质，而且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风尚。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以其超常无比、奇崛多姿的风貌闪烁耀眼于中国书坛，这与其气势夺人的结体线条、领异标新的独特风格、智慧卓荦的深厚学养、激扬文字的精神气质是决然分不开的。关于毛泽东诗词书法的评论，学界已掀起不少的浪花，有关评论和著述伴随“毛泽东热”曾风靡一时，屡见不鲜。固然毛泽东是一个特殊人物，唯其特殊，所以仍有一些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譬如，我们到底应以仰视的姿态去评价“高高在上”的伟人毛泽东笔下的诗词书法，还是应以平视的姿态去评论作为文化人或文学艺术家的毛泽东的诗词书法？又如，我们应怎样看待毛泽东的文艺观或诗学观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内外在关系？如果我们先入为主，把毛泽东供奉于历史的神坛，我们对他的诗词书法尽是溢美之辞，自然有悖于正常的理论批评和学术规范，甚至有给人以歌功颂德之嫌，也是一种欠科学不严肃的学术态度；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把毛泽东的诗书艺术创作与实践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站在诗学和书学理论的视角去观照他在现代诗坛和书坛的成就、价值和地位，无疑地获得的准确度、可信度和合理性将会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对于毛泽东的诗词书法，毋庸讳言，可能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以及生长的年代等因素使然，本人在心目中的确有所偏爱，但这种偏爱是建立在毛泽东为我们展示和书写的诗章词采和笔墨情韵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等基础上。因此，要洞明、欣赏和评价毛泽东诗词书法中所敞开的精神世界和凝聚的内在气质，是一个不可言喻的复杂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好好探讨和思考的重要话题。
本文无意去评说毛泽东诗词书法如何伟大杰出，如何不同凡响，也深知自己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力不胜任，只想对毛泽东诗词书法中之精神气质阐发一孔之见，自知搔痒不着，贻笑方家，在所难免。
古人云：情至之语，气在其中。说的是在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与气质禀性是紧密相依的。纵观中西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倾向于知性的表现，那么中国文化则注重于感性的表达，正如我们说哲学家较诗人更知性些。在中国诗人中，知性诗人凤毛麟角，即使有也难获激赏。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以感性见长。如对李白、李商隐、李后主的诗之所以津津乐道，乃是那些充满感性的诗句。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的。对知性的欣赏则大多纳入到理趣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么，毛泽东的诗词到底是感性的还是知性的呢？似乎难有把握给予归属，也非两者的交合统一。依我浅见，毛泽东诗词弥漫的是一种充盈之“气性”。其书法亦然。诗词书法有了“气性”，其波折流动，自有高低抑扬、纵横开阖之妙，也有意态万千、回肠荡气之势。“气性”对于创作主体之精神体现，一旦贯穿于作品之中，即可彰显诗书的内在特质。“气”之论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学说，早在先秦哲学和汉代哲学中就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老子、《管子》四篇、孟子、庄子、荀子、《淮南子》等皆有很多有关“气”的论述，汉代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云：“万物之生，皆禀元气。”魏晋南北朝时，谢赫著名的“气韵生动”论就在此基础上生发而来的。自此，“气”成为中国文化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内涵也渐渐得以扩展和丰富。清代松年在画论中有此见解：
天地以气造物无心而成形体，人之作画亦如天地以气造物，人则由学力而来，非到纯粹以精，不能如造物之无心而成形体也。……宁有稚气，勿涉市气，宁有霸气，勿涉野气。……再观古今画家，骨格气势，理路精神，皆在笔端而出……
此段语录虽是论画，但用于诗词书法，不亦挺适合吗？由此可见，“气”并非虚无缥缈无从把握的玄奥之物，高境界的“气性”乃是人的思想、才情、技艺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不仅在书法中通过点线、章法、结体的生动组合，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笔墨意趣和书法个性，而且在诗词中将情、辞、气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古今的情趣和“气性”。他的《沁园春·)》，开篇奇崛，气贯全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仿佛是一气呵成，信手拈来。有时呼啦啦一首，有时则律动一二，全凭“气性”所至，仿如行云流水又豪迈放达。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虽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从容气概，却是极难想象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同样豪情万丈，气势也不同凡响，却难在具体现实之境中找到可靠的着落点。也许，我们只能说那是诗人心象的折射，只能理解为诗人的一种抱负与气概、一种蓄意的精神境界，这种把个人情感与气性合二为一的力量，其实也成为诗人自身所依附的时代政治或文化发展的象征。毛泽东诗词中所焕发的这种独特属性，也非其莫属。
气性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毛泽东诗词中行走的一种内在的脉络和轨迹，也体现出一种内在的情感力量。毛泽东的书法同样气性充盈，一片神行。如他在解放前手书的《沁园春·)》，用笔的矫健，锋芒的锐利，气体的伸张，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逼人气势。又如《清平乐·六盘山》横幅，刚中带柔，气魄夺人，字体有大有小，疏密有致，参差错落，变幻多端，生动活泼。如此魄力乃是“气性”使然，实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书法最重者是气，是神。气不在行外，而在行中；神不在字内，而在字外。故神为全神，气为中气，有神则无论字体大小，皆有磅礴充裕之气，有气则无论行字欹斜，皆有一气贯注之神，故神气必须兼而有之，方为尽善。试看毛的书法，行草兼具，或大或小，忽左忽右，有争有让，无不精神充足，气势充沛，这种独特之处，是不易学到的(参见商衍鏖谈毛泽东书法艺术)。尤其从毛泽东的诗词手稿更可窥其一斑。其字体之伸纵收蓄，行笔之轻重疾徐，往往与诗词本身的抑扬顿挫之情韵，巧妙交融而浑然一体。但由于毛泽东的地位特殊和创作心态又非常人所能比拟，作为开辟新中国红色江山的历史巨人，他有翻云覆雨之力，是一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中奇杰，加之他的诗人本色和书家气质，以及来自于他生长的时代的强烈冲击、来自于湖湘文化的长期熏陶、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刻理解，其诗词书法中所蓄蕴的能量和气性，也给人带来一种与现实中国和个人内心世界相互存在关系的人文隐喻，故之，他的气性，简直可以当作一个思想文本来加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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