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淳朴的泥土气息 沉郁的感伤色调
作者：王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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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依着古老佛寺高大的红色山墙而建的农家小院，上面覆盖着参天的“顶着朵朵如花的嫩芽的大白果树”，院中零落地摆放着一些农家的劳动用具和生活用具，屋顶下住着一个五口之家——一对中年夫妇和三个雏虎般的儿子。这本该是一幅诗意盎然的画面，如果再涂抹几笔动态的内容——屋角袅袅升起的炊烟，弥漫在空气中的饭香菜香，男女主人公辛勤忙碌的身影，孩子们追打嬉戏的欢笑……那将是一幅多么令人惬意的，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图啊！然而可惜的是，主人公的现实处境和他居住的环境是如此的不协调，则预示着某种悲剧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了：只因他——男主人公刘四得了“偏枯”（半身不遂）的怪病，这个失去了生活顶梁柱的家庭也像他的病一样瘫痪下来。他们卖掉了赖以生存的锄头，卖掉了家里唯一的白母鸡，少不更事年仅十六岁的大儿子极不情愿地被和尚领到寺院，嗷嗷待哺的三儿子送给邻居张奶奶收养，柔肠寸断的妻子为养活丈夫和次子，只得给人家当了奶妈。一个本应其乐融融的家庭却落得了妻离子散，骨肉分别的凄然结局——这确是一出悲剧，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屡见不鲜的事情。然而在时世迁移的八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小说，仍不免感到怆然而至于泣下，郁闷之情久久难以释怀。这充分证明真正的经典作品可以穿越时光隧道，让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民族的人共享乃至共鸣。
这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山东鲁南作家王思玷先生——这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和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先驱者同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并得到茅盾高度赞誉的作家（他在《小说月报》上一连发表了七篇小说，三篇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英年早逝）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发表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上的一篇小说。读着小说，我们首先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淳朴的泥土气息：那鲁南地区所特有的高大的古老的白果树，那浓荫覆盖着的朱红山墙的古寺，那用麦草搭建的灰色寒伧的农家小屋，那用玉米秫秸夹成的古朴的篱墙，那用土坯垒就的小小的窗洞，那砌在窗前石台下的鸡窠，那灶台上方灶神爷的画像，那滋养一方水土的小石磨，那乌黑溜圆的烙煎饼的鏊子，那女主人手中打着的草苫子，以及她所说的“搁上油盐”、“打上鸡蛋”的“煎饼汤”……这一切让我们感到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如此的鲜活，真正凸显了鲁南农村所特有的地方色彩。与此同时，小说也充分运用了鲁南地区的方言，使用“活人的口语”（茅盾语），使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生命的活力。比如：
“……这虽是个不出奇的手艺，搁在不会的人身上，就是个难为。”
“一个催命的判官又来了！他的小二子起来了。”
“……那人，老大地不好。……我怪害怕的。”
“唉！两口儿都不大的年纪，头高头低的三个小孩子，谁不说你们好命！……”
“……他……只哼哼地噎着，使出要哭的样子来。”
这些都是鲁南民间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口语，鲜活生动，妙趣横生，极富表现力。如“不出奇”有“不希奇”、“普通”之意；“催命的判官”在这里有“给大人添乱的淘气鬼”的含义；“老大地不好”、“怪害怕”有“很不好”、“有点害怕”的意思；“头高头低”就是“差不多高”“相差不远”的意思；“哼哼地噎”中的“噎”字是鲁南民间形容孩子哼哼唧唧“假哭”的专用词，特别贴切传神。年轻的王思玷虽然在外地读书多年，但对家乡生活的熟知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活在民间的语言，从而避免了那个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中随处可见的知识分子腔调，不仅新鲜纯朴，而且给小说平添了无穷的魅力。
风格的沉郁，凄凉感伤的悲剧氛围也是小说的突出特色。开头一段低调叙述主人公刘四病情的文字为全文的忧郁基调作了铺垫，把读者较快地带入特定的阅读情境。接下来自然环境描写的明丽与现实处境的暗淡形成反差，反衬出小说的悲凉意味，不经意间带上了伤感的情调；人物的一举一动，言谈话语中也无不充盈着无限的悲哀。一方面是客观的写实，“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茅盾语），另一方面，作家敏感而善良的心显然被刘四一家的悲惨境遇所深深触动，他怀着悲悯之情讲述着这一凄惨的故事，使人读来不禁柔肠百转，说不出的辛酸。如以下的几段描写：
刘四，……这个苦人儿！他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了。……他没日没夜地，躺在他的屋子里，失却了一切举动的自由，生活的快乐。
……终于把那可怜的白母鸡也卖了。这白鸡也可怜她，临卖的那天，又给她下了这个可怜的蛋。如今闹得可怜了。
于是她的头垂下去了，忧愁，恐惧，而且悲伤；又极力地隐藏着，不愿教小孩看见，只说：“不好吗？……那个人不好吗？……不好？……”
她的眼珠，一时全被泪痕包起。她极力自持，想把它收回去；但是她的鼻涕，又出来了。她无聊地瞅着她打的苫子……她的眼泪，终于止不住泉一般地奔出来。
……果然张奶奶来了。刘四也凄惨地抬起来他病黄了的脸……他的两个嘴角，就酸下去了，再不能说了。他的妻子，只怔着眼，看定张奶奶的脸儿，包藏着无限的恐惧，无限的忧思，好像有许多吉凶参半的问题，急待张奶奶判断出来，但是她不敢先问她。
这一系列描写，无疑为小说营造了凄凉的悲剧氛围。同时小说简洁而近乎完美的电影般的结构和叙述手段，也增强了小说悲切沉郁的色彩。这一高超本领，在当时的作家创作中是不多见的，正像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值得惊异的是，他初涉文坛就显得那样成熟，作品不多却给人难磨的印象。”①整篇小说如由一组徐徐推近又拉远的电影长镜头组成的电影场景，具有电影语言的简洁而丰富，完整而清晰，形象而直感，生动而传神。先是由远及近的大全景和全景描写（以古树和古寺作背景的农家小院），而后是中近景的局部环境描写（院中屋内的摆设），其中穿插着人物活动和表情的特写镜头和中近景镜头的切换，结尾又回到全景镜头的环境描写：
这时的太阳，将要沉下去了。大白果树上，满含着迷漫的春烟。金日脚从大殿的红山墙映到小院子里，像一片血雾。人们愁惨的面庞，都像浴在血里。
这些首尾照应、简洁生动的电影画面一经读者的眼睛，就会产生视觉的冲击，马上如摄影机一般定格在脑海中，伴随着凄切忧伤的主题旋律，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偏枯》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但同样能够吸引读者、打动读者，除了以上所述之外，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小说骨肉离散、生离死别的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伤气氛和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古往今来，人们对于骨肉亲情的眷恋是人类感情的重要内涵和依托，人生若没有骨肉亲情的附丽将是苍白乏味黯淡无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的大苦大痛也许就是骨肉亲情的缺失和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在小说中，身处社会最底层的男女主人公，虽为人父人母却因贫穷和疾病被剥夺了做父母的权利，为了活命，只得让年幼无知的孩子生生地和至亲至爱的父母分离，或者出家当和尚，或者跟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儿子，这是怎样的残酷和悲哀？这就不难体会到刘四夫妇心痛欲裂的哀痛，不难理解这篇小说为什么会强烈地感动着我们了。
当然，小说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读者，还在于它对底层人物人性魅力的揭示和内心世界精细的刻画上。这一对“百事哀”的贫贱夫妻淳朴善良、相互体谅、患难与共，有着中国农民优秀的品格和深沉博大的爱心。刘四直言坦陈自己“从来没做过坏事”，他热爱着劳动，虽然土地微薄，却是个执著于种地的庄稼汉；虽然家居草屋，却是个喜欢修房盖屋的泥瓦匠；他热爱着生活，期盼着丰收，憧憬着有朝一日给自己家盖上像样的房子；他有着一颗爱美之心和创造美的能力，在他身体没病时，经常在简陋的小院中侍弄些花花草草；他深爱着可爱的孩子，体恤着可怜的妻子，为着自己的病连累家人而倍感内疚伤痛。他的妻子更是坚忍而温柔的女性，她和丈夫相濡以沫，并没有因为他失去了劳动能力而怨天尤人，把他视为生活的累赘，而是用自己羸弱的身体支撑着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她理解丈夫的痛苦，时时宽慰他歉疚的心；她体贴着病中丈夫的冷暖，在临行前（到别人家做奶妈）尽力地用不熟练的手给他结打草苫子；她深深地眷恋着孩子，强忍着一颗破碎的心让儿子到寺庙去求生；她对孩子有着一颗慈母心肠，在离别时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要用唯一的鸡蛋做可口的“煎饼汤”……王思玷先生自己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由于对底层农民的生活现状和凄惨命运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所以他能用深情的具有感染力的笔调描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他们美好人性的点点闪光也能够敏锐明察并以白描手法出之。
茅盾先生当年独具慧眼，最先发现了小说在人物刻画上的高超功力，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时收入了这篇小说，并且作了高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以下是其中一部分的摘录：
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智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流露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②
王思玷的小说《偏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这篇小说所带来的思想艺术魅力可以使我们对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做出深刻的思考。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