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二〇〇六年长篇小说散点透视

作者：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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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六日，颇为引人注目的二〇〇六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终于尘埃落定，在泉城济南揭晓，共有长中短篇以及微型小说三十六篇作品上榜。其中上榜的长篇小说计有四部，依序分别为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艾伟的《爱人有罪》和张悦然的《誓鸟》。由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跟踪研究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因此编辑朋友便要求我联系这个排行榜，谈谈自己对于二〇〇六年度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感觉印象。说实在话，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我是很有些踌躇的。然而思虑再三，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之所以踌躇再三，是因为我已经写有一篇关于二〇〇六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长文《乡村、边地与现实生活》，我对于这一年度内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认识印象，已经差不多全部写入了那篇文章之中。然而最后之所以又答应下来，是因为虽然已经写过那样一篇长文，但似乎仍然有着一种意犹未尽有话要说的感觉，这样也就正好能够有一个机会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我虽然承认参与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定工作的专家学者们的真诚度，但是事实上评定的排行榜，却只能是各种不同观点碰撞妥协之后一种集体意志的产物。我当然无法自诩高明，但是如果从忠实于自己对于这一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阅读体验的角度来看，对于这样一种长篇小说的排序方式，我却的确又是无法完全认同的。这一点，当然与我个人的审美感觉及艺术趣味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我也深深地知道，在进行所谓的年度述评时，述评者应该具有尽可能开放多元的海纳百川式的审美情怀，以接纳包容多种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学文本。但是，再怎么多元开放，最起码的一种评判标准的存在却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尽管我也承认，上榜的四部长篇小说均是二〇〇六年度相对优秀的作品，但从我自己肯定充满着个人审美偏见的阅读印象出发，假如一定要从中选出四篇作品来的话，我所排列出的肯定与排行榜上的不尽相同。之所以刻意地强调自己的这篇文字乃是一个人的阅读印象，其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所给出的四部长篇小说依序分别为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以及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取消艾伟《爱人有罪》与张悦然《誓鸟》的基本理由。应该说，艾伟的《爱人有罪》可以被看作一部典型的深度心理分析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八年前，当“这个城市还很朴素”的时候，小城美人俞智丽在小树林中被人强奸，她近乎本能地指认经常尾随自己的鲁建就是作案凶手，但这样的指认却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当俞智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鲁建已经被判入狱，并且在监狱中一待就是八年。八年的牢狱生涯当然使本来没有犯罪的鲁建恼怒异常，于是，出狱之后的鲁建带着强烈的复仇欲望真的强暴了俞智丽。但谁知被强暴之后的俞智丽居然爱上了鲁建，并不惜付出抛夫别子的代价嫁给了他。故事由此就进入了俞智丽与鲁建令人无法想象的施虐与被虐的游戏之中。最后的结果是鲁建被他人所杀，而俞智丽却带着强烈的罪恶感走进了派出所：“我杀了人。是我，是我杀了他。我自首。”小说的艺术成功主要体现为作家借助于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架构而对现代人神秘诡异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极为犀利的透视与剖析。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乃是对于俞智丽精神状态复杂性的有力揭示。由于曾经有过被强暴的经历，所以俞智丽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对“性”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对于男性的身体有着难以名状的厌恶与反感。这一点，在俞智丽与自己丈夫的夫妻关系中有着极明显的体现。谁知鲁建出狱后的强暴行为却不可思议地点燃了俞智丽身体的热情，让她充分地体会到了“性”的快感。如果说，一开始还可以用愧疚感来解释俞智丽的异常感觉，那么之后俞智丽对于鲁建暴力的无限迷恋就只能用变态的受虐心理来解释了。应该说，对于俞智丽身体中所潜藏着的精神秘密的发现与传达，的确可以被看作《爱人有罪》的最出彩处，也使这部探索指向于人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获得了极为有力的艺术支撑。那么，我为什么仍然认为这部作品缺乏更充分的上榜理由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在阅读《爱人有罪》的过程中，我所得到的一种极强烈的暗示是，这部小说的写作灵感或者与某部西方现代电影的观看经验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系。在当下时代，西方现代电影成为中国一些作家的写作资源，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无法确证艾伟的写作真的就属于这样一种状况，但是，这样一种阅读感觉的形成却使得《爱人有罪》无法获得我个人更充分的信任感。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批评家雷达说，张悦然《誓鸟》的上榜是二〇〇六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一个“亮点”，因为这是所谓八〇后的代表性作家首次进入这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排行榜。雷达的说法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尤其是在二〇〇六年曾经围绕如何评价八〇后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激烈的“韩白之争”的具体背景之下，张悦然的上榜当然具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意味。我自己确实不知张悦然的上榜是否与“韩白之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隐秘联系，但从我个人的阅读感觉出发，对于如同《誓鸟》这样长篇小说的上榜，却是无法完全认同的。《誓鸟》所讲述的，乃是发生于遥远的郑和下西洋那个时代的故事。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也并不复杂。大臣之女远嫁南洋，不料想却因为一场大海啸而丧失了全部记忆。这样，重新找回失落的记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小说最根本的叙事动力。为了找回失去了的记忆和爱情，仅凭一个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个女子不断地找寻隐藏于贝壳中的记忆秘密。在先后经历了生育、病痛以及牢狱之苦后，这样一位失忆者最终成为了一个拥有无数记忆的“最富有的人”。虽然张悦然的《誓鸟》刊发于被誉为“中国文学最高殿堂”的《收获》杂志，虽然这部作品在张悦然个人的写作史上肯定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小说也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好评，比如白烨就认为：“作品最为引人的是对一些相互矛盾因素的巧妙融合：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从而释放出浪漫与现实相混合的特有气息，也表现出了张悦然越来越敢于和善于处理‘复杂’和面对‘重大’的勇气和才力。”但是，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我觉得，与二〇〇六年出现的那些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相比较，《誓鸟》显然还是稍逊一筹的。《誓鸟》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的文本拼贴性，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很突出的凌空蹈虚的特质。由于故事发生于遥远的古代，所以《誓鸟》当然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历史小说。然而，当我们以历史小说的标准去衡量这一小说的时候，却未免会大失所望。很显然，张悦然的《誓鸟》是若干种时尚因素拼贴之后的产物。这里既有遥远的历史时间，也有异域的空间构成，更有如大海啸(大海啸当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几年前的那场印度洋大海啸)这样带有强烈现实关联性的故事因素，当然更有八〇后小说中我们所惯见的爱与记忆的主题探寻。这若干种时尚化因素糅合拼贴之后自然就是如同《誓鸟》这样小说文本的诞生。说到底，张悦然的《誓鸟》其实还是披了件历史外衣的“青春小说”而已。在其中，除了作家那种凌空蹈虚的想象拼贴能力之外，我真的看不出什么“越来越敢于和善于处理‘复杂’和面对‘重大’的勇气和才能”来。很显然，这样的一种长篇小说，与我理想中的优秀长篇小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如果只是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二〇〇六年长篇小说在对于乡村、边地及现实生活的表达方面，均取得了相当不俗的艺术成就。或许是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乡土文化传统以及百年来乡村小说写作传统的缘故，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乡村小说的写作一直处于兴盛不衰的状态之中，而且据我的判断，这样的一种写作趋向还仍然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仅在二〇〇六年，值得注意的乡村长篇小说就有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刘亮程的《虚土》、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等大约十余部。首先值得注意的当然是莫言与严歌苓这两部具有明显的别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乡村长篇小说。莫言与严歌苓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均具有很宏阔的时间跨度，其具体时间跨度都在半个世纪以上。可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寻绎表现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乃是两部作品共同的艺术意趣所在。在探寻表现中国现代乡村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莫言与严歌苓的另一个不谋而合之处，是要通过自己的故事讲述消解颠覆已经通过诸如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这样的乡村长篇小说的写作而完全固型化了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这也就是说，如果说柳青、周立波通过他们的叙述确立了诸如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样一些历史事物的合法性，那么莫言、严歌苓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叙述对于这种合法性表示一种彻底的怀疑乃至否定。简单地套用一句众所周知的艺术评价方式，如果说《白毛女》的基本主题(柳青与周立波的情况很显然也是这样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话，那么莫言与严歌苓所致力于达到的根本目标却是“新社会把人变成鬼，改革开放把鬼变成人”。虽然“改革开放把鬼变成人”未必在小说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叙述，但“新社会把人变成鬼”却的确是这两位作家共同的叙事重心所在。这样，莫言、严歌苓与柳青、周立波所操持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也就是昭然若揭的了。很显然，莫言、严歌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下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是社会政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然后才有莫言、严歌苓这样的作家以小说艺术的方式顺应或者说呼应了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对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功与否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仅有“政治正确”就可以确保作家的小说创作取得足够的艺术成功吗?照理说，与柳青、周立波们的创作相比较，莫言、严歌苓们的小说创作无疑更加切合于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当然也就可以说做到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然而，当我们从更高的艺术标准来衡量要求如同《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这样二〇〇六年出现的最重要的乡村长篇小说的时候，却会不无惊异地发现，仅有“政治正确”是不够的，“政治正确”并不能够保证小说文本在艺术效果上获得圆满的成功。这一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有着明显的表现。应该说，蓝脸与王葡萄都是小说中塑造相对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是如果把他们与《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或者《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人物性格一种明显的单向度倾向。与梁三老汉、“亭面糊”这样颇具人性深度及人性张力的复杂性形象相比较，作家对于蓝脸、王葡萄性格特征的处理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简单化问题。正是这一点，影响并制约着《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更大艺术成就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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