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喧哗与骚动》和《旧址》中的古典挽歌
作者：徐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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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哗与骚动》里，威廉·福克纳并没有向我们描述康普生庄园如今的面貌。可以推断的是，即使约克纳帕塔法县真的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在那些残存的历史瓦砾中寻觅到康普生家族真正的印迹了。如同《旧址》中的“古槐双坊旧址”那样，康普生家族古老的牧场也是一种具有精神家园意义的象征事物。在约克纳帕塔法的康普生庄园和银城的李家大院里，分别保存着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传统价值和传统道德，这些品质随着它们的坚守者的灭亡而消逝。当现代社会的金钱与权势向摇摇欲坠的古典文明展开全面渗透，康普生庄园和李家大院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古典品质的最后一片遗迹。
《喧哗与骚动》不是一部集中描述历史的小说，如果说福克纳的其他小说还曾涉及到某些关于南北战争的追忆，《喧哗与骚动》则把笔锋指向了那些在战后“艰辛地活着”①的人们；《旧址》也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虽然它的故事背景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却总是以一种沉静的凝望态度对历史进行描述。无论是杨楚雄所参与的军阀战争，还是李乃之参与的革命活动，或者是李氏家族被集体执行枪决的过程，李锐重视的不是这些历史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对于李氏家族兴衰存亡的影响。《旧址》显示了与《喧哗与骚动》相同的主旨，即历史剧变下的文化剧变和价值剧变。
福克纳和李锐面对着东西方社会中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和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尽管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差距，两者还是显示出许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革命的目的和结果都是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南北战争最终消灭了美国土地上农耕性质为主的种植园经济，实现了全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要漫长得多，它伴随辛亥革命以来的连年战争而缓慢进行。在传统社会面前，工业化是一个极具侵略意义的词汇，它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涌入，其程度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无法想象的。工业经济具有远远超出传统经济的竞争力和杀伤力，伴随着高额利润的诱惑。
其二，道德和价值的剧变
福克纳和李锐是两位崇尚人道主义和道德规范的作家，因此，道德和价值的剧变过程成为他们的文艺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人是一种极易受到利益刺激的动物。在走向现代性的道路上，工业社会带来的高额利润让许多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发生了蜕变。在作品里，这些人具体表现为新兴商人、企业家或者暴发户，也包括取得商人财力支持的军阀。在这样一个社会群体身上，往往暴露着人性最基本的弱点：贪婪、自私、支配欲和占有欲十足，与之形影相随的是仇恨、妒忌和不择手段。作为新兴的社会势力，这些人对传统事物充满了仇视，因为传统事物不符合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们是“超道德的”，“代表了自然主义与兽性”②。
在《旧址》里，白瑞德是一个摒弃传统的现代商人。他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九思堂从银城的地图上抹去，一方面受惑于九思堂雄厚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李氏家族的仇恨。《喧哗与骚动》中那个渺小的达尔顿·艾密斯也属于同一类人物，然而，《喧哗与骚动》向我们揭示了更为可怕的东西：它剖析了传统家族内部的分崩离析。
杰生·康普生的蜕变是可悲的。从精神的层面讲，小杰生本应具有美国南方特有的贵族血统，他的祖先杰生二世曾是一位陆军准将，杰生这个名字更是与古希腊神话里寻找金羊毛的英雄的名字相符。福克纳给小杰生取了与其父亲一模一样的传统名字，却偏偏让他成长为一个卑鄙无耻的魔鬼。由此，福克纳道出了南北战争的实质：不是北方的炮弹和工业击垮了南方，而是南方在金钱和欲望的冲击下自我蜕变和瓦解了。这一点在福克纳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没有被征服的》里也有所体现，作为一个类似于白瑞德的暴发户，艾勃·斯诺普斯成功地诱惑并利用了罗莎·米勒德夫人——坚守传统道德的沙多里斯家族的一员，罗莎·米勒德夫人的传统道德观念被削弱了，她变得自私自利，后来死于非命。这不仅让人联想起《旧址》卷首令人触目惊心的枪决场面，行刑队队长正是称李乃敬为舅公的刘光第。刘光第主动申请打响行刑的第一枪，向本家族的掌门人射出“大义灭亲的子弹”③。对于刘光第，李锐没有在小说里为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他未必是一个道德的蜕变者，但他走上了偏离家族传统的道路，这是在历史剧变的刺激下发生的。类似的场景在《旧址》中并不多见，却足以从另一个更为现实和血腥的角度反映了传统家族的自我瓦解。
其三，独特的文学思考与文学表达观念
福克纳和李锐都是古典品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崇尚古老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其核心是诚实、勇敢、执著，对世界和他人充满爱心和同情心，对理想富有献身精神。这些道德在历史的剧变下瓦解，使社会价值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使作家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需要利用文艺对社会进行解读，但是没有文艺传统供他们借鉴，因为以前的文艺没有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历史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文学传统早在“五四”期间就发生了断裂，战争和并非健康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人性负面品质的恶性暴发，旧的文学体制变得不足以解读社会。当李锐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的时候，新的文学传统才刚以断断续续的艰难姿态持续了几十年。相对于李锐，福克纳在这方面的资源显得更加贫乏。美国是以殖民主义为基础建立起的国家，根本不存在任何本土文学传统，直到今天，我们反而可以把福克纳这样一批作家视为美国文学传统最初的开拓者。虽然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成功地构架出了“意识流”结构，他却不能从传统中取得足够的艺术技巧资源，这也正是福克纳的伟大之处。
面对相似的历史，两位作家的思考是相似的。当作家目睹自己所崇尚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没落，他们首先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集聚地，用以寄托他们的意志。这个集聚地必须能够存放古典品质，同时受到越来越无法抵制的现代性的侵蚀，这就产生了 “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银城”这两个虚拟的故事地点。这两个名词独成体系，在两国的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喧哗与骚动》和福克纳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约克纳帕塔法县”更进一步地集中为“杰弗生镇”。面对这两个人工创造出来的小世界，福克纳和李锐不愿意看到现代的金钱和权力摧毁原有的古典品质，又对现实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在《喧哗与骚动》和《旧址》灌注了相同的主题：挽歌式的留恋。
在近代欧洲，古典挽歌的主题曾经出现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巴尔扎克一生的创作都在抨击资本给人性带来的负面效应，其社会根源同样在于工业化的现代进程。由于欧洲的工业化进程要早于中国和美国，使得福克纳和李锐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探讨这一问题。身处于人性更加复杂的二十世纪，这两位作家的探讨是另类的。如果说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的创作倾向于吟唱人性的悲歌，《喧哗与骚动》与《旧址》则把叙述的重点更多地倾注于对于古典品质的留恋。
福克纳和李锐继承了巴尔扎克的批判精神，同时在他们的作品里流露出浪漫主义的因素。我们可以在《喧哗与骚动》中找到迪尔西这样的人物，我们还可以找到昆丁和李紫痕这样的人物，这些文学人物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存活，但是作家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用以表达留恋古典品质的情怀，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幻想色彩与悲剧色彩。
尽管如此，《喧哗与骚动》和《旧址》依然是两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因为作家的幻想没有被进行到底。康普生家族瓦解了，李氏家族更是被毁灭了，它们的灭亡不可避免。之所以制造出这样的结局，福克纳和李锐思考的是历史与个体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描述个体在历史、特别是历史剧变下的生存状态，他们在作品中深入探讨了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对个体生命产生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④ 《喧哗与骚动》，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页。
② 乔治·马里恩·奥唐奈：《福克纳的神话》，《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③ 《旧址》，李锐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