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从于丹现象谈经典阐释

作者：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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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知名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三国志》、《论语》、《庄子》等经典作品，引起了学界不小的争鸣。对于丹阐释的《论语》、《庄子》，一些反对的人称：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①；而有的人则在于丹的阐释中经历了一次会心的微笑，称赞于丹等人对经典的阐释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作用。这种争鸣反映了看待经典阐释的两种不同态度：经典阐释是回到过去以重建经典产生的原始语境，还是关注今天大众生存的现实情境?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时期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经典阐释呢?现依据当代解释学有关理论对此加以探讨。
　　
　　一、走向大众：经典阐释的内在要求
　　
　　有人说，于丹在解读《论语》时，“纳入笔下的三教九流故事很多，只是儒家的成分少了些”，“于丹对媒体津津乐道于电视观众和读者给自己写信之踊跃情状，所列举对象是：入狱劳教即将获释之大学生，晚年丧偶之寂寞老太太，农民，锅炉工……”②其意不过是说，于丹阐释的《论语》太通俗了。
　　于丹的反对者们还声称：“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③可见，他们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经典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说到底，就是不能让凡夫俗子接受所谓高雅的文化、高深的学问。《于丹<论语>心得》的确很通俗，通俗得老妪能解；王蒙解读的《红楼梦》也是一部通俗化的“活书”，书里的人物就是生活在今天的“你我他”；易中天的《品三国》也没有使用什么学术名词、专业术语，而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把一部《三国演义》讲解得妙趣横生。我们认为，这种通俗是于丹、刘心武、易中天等学者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对经典的化解，既非 “媚俗”，也非庸俗，而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传播媒体对经典所作的大众化的阐释，他们让经典从圣坛走向民间，从学者走向大众。这样，经典就成为一种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同时性存在，经典的意义成为大众自身经验的一部分。
　　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以及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欣赏并不是为专家学者们，而是为了广大的听众，批评家们就用不着那样趾高气扬。”④这对于所有的经典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论语》、《庄子》，还是《三国演义》、《红楼梦》，作为真正的经典，它们绝不只是学者、专家研究的对象，它属于与它“打交道”的全体大众。本来《论语》就不是高深得让人望而生畏的学问，而是孔子与门徒之间的谈话，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它那布帛椒菽的言谈体会中得到。研究《论语》的日本学者涩泽荣一说：“我敢断定《论语》并不是一种深奥的学问，它原来是为众生所写的，是浅显易懂的。只因后来的学者故弄玄虚，把它解释得很深奥，反使它变得困难罢了。”⑤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点，在宋代的理学家朱熹那里也曾提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时说：“《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这可以看出，经典所具有的经世济民之用，以及它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这是它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经典只有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沟通起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融合起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才会扎下它的生命之根，这是经典阐释的内在要求。 “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觉到—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⑥以今天的普通大众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把古典的文化植根到人们的心里去，这是于丹们要开拓的新生活。于丹在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中说：真正的圣贤不会端着架子、板着面孔说话。他们把活泼泼的人生经验，穿越沧桑，传递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们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看我们仍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而已。于丹让两千五百年前的经典在今天大众的心里开花，功莫大焉!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评价于丹、易中天等人所做的经典阐释工作时说：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⑦
　　
　　二、现实关注：经典阐释的当下应用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是因为它自身具有阐发不尽的意义空间，二是因为阐释者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丰富和发展经典的意义。像《论语》尽管多为日常生活般的谈话，但它在谈话中触及到的是人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它也就具有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说不尽的《论语》形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阐释之链。当《论语》遇到了于丹，对于丹产生了一种实际的兴趣时，于丹也便作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她的理解。这种理解从根本上讲，就是置经典于当下情境中的应用。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这样说：“在理解中总是有某种这样的事情出现，即把要理解的本文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境况。”⑧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当我们阅读一部经典，我们就处于我们所理解的经典的意义之中，经典与我们的实际情形发生了一种关联，这正是经典打动我们，与我们产生精神契合的原因。
　　那么，“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我们也是这样追问。一部经典能否解开现代人的心结，关键看经典与我们现代人具有一种怎样的关联，是不是经典表现出了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开启了现代人的生活智慧。于丹通过《论语》来阐述今天的“天地人之道”，今天的“心灵之道”，今天的“处世之道”，今天的“交友之道”，今天的“理想之道”，今天的“人生之道”，她引用《论语》的语句，佐以古今中外的故事来加以论证，也正是为了照亮我们现代人今天的生活，让今天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正是让经典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同样，一部《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自然没有《论语》那样亲切的谈话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对它的理解。对它的理解，包括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解都是在理解者将他置于他那个时代的“实际应用”。 郭象的《庄子注》对庄子的“道”、“天”、“有为”、“无为”等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求得自足其性、安其性命的现实满足，以便让那个时代的士人具有一种精神的寄托。其实，早在他之前王弼就已经实践着这样应用性的阐释了，王弼阐释《老子》，也正是为了建立他的玄学思想，让玄学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为人们点燃一盏理想之灯。可以说，一部经典史就是一部经典应用史。今天，于丹对《庄子》就作了一种应用性的理解，她从《庄子》中解读出了人的生存智慧，让庄子从玄学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民间和大众，和今天的我们亲切交谈，烛照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样看来，无论是阐释《论语》还是阐释《庄子》，都旨在一种当下的应用，这正如《于丹<论语>心得》说：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三、视域融合：经典阐释的意义生成
　　
　　对于于丹的经典阐释为什么会有人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呢?照他们看来就是因为于丹所讲的“三教九流的故事很多，只是儒家的成分少了些”，那就是说于丹阐释的根本不是《论语》的意义，或者说于丹的阐释偏离或是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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