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五秒钟的重大事件
作者：张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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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是新生代的最有生命力的诗人。在早期的使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创作中，他秉持着“存在论”的诗学理念，拒绝沿袭中国现代新诗的诗意产生方式，力主“从隐喻后退”。像一个初涉世事的孩童，于坚始终睁大好奇的眼睛，重新发现这个我们熟视无睹的世界。发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短诗《下午 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可以说是这种诗学实践的代表性文本。
于坚的这首诗如果去掉开头两行和结尾两行，那就只是一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剪影。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凡俗世界里的小人物，一个“黑发男子”，“一份期刊的编辑”，“秃顶者”、“穿着红衬衫的矮个子男人”，他平淡无奇，毫无特色，以至引不起我们任何特殊的注意。它出现的时间，“在一生中的一个时辰，在下午三点和四点之间”，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不是节日，不是某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也不是一天中最能引发人激情的清晨——那时，太阳喷薄而出，饱满润泽，浩浩然君临世界。不，全不是，这是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最平凡的一个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没有声响和色彩，最不可能出现浪漫和奇迹的一个时间。我们的现实存在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时间构成的，而所谓的色彩和奇迹恰似上帝的灵光闪现，极其稀有。这幅剪影出现的场所也极其平常，既非那牵引我们想象的翅膀展翅翱翔的辽阔草原和苍茫海域，也非那引领我们进入沉重文化探讨和文明反省的异域风光和历史废墟，它只是最日常性的一个处所，是在“一半是报纸和文件柜”、“一半是寓所”的一栋建筑物里，在它的“狭长灰暗的口子里”。这个小人物，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到底做了些什么值得诗人劳心费神专门为他做这么一个剪影?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也许会失望，这个矮个子的秃头男子，他几乎没有任何动作，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舍弃那一套传统观念，认为“皮鞋跟拨响了什么”也算是一种值得描写的动作。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摄下这么一个毫无“典型意义”的剪影呢?我们也许可以说，诗人的目的可能是一种戏仿，一种解构，一种对于往昔文学钟情于“宏大叙事”、钟情于“含情脉脉”的一种解构。诗人摆脱了历史代言人的身份，摆脱了“诗意绵绵”的虚假而逼仄的情感领域，而以一个平民的平实的视角去体认这个社会，于是，平庸的人物，平凡的时间，平常的地点，都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诗歌的殿堂。然而实际上，在以“实验”为己任的，不断开拓自己的诗歌领域，革新自己的创作面貌的当代诗人如于坚等看来，这种具有巨大惰性的文学传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一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在他们的眼里，解构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所以我们说，这首诗的重心，它写作的根本目的似乎并不仅仅在于此。在它解构企图的背后，有着鲜明的“建构”意图:建构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看待诗歌本身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在这首诗里，存在着一个“看”与“被看”的模式(就像鲁迅的小说里经常所做的那样)。我们以上分析的这部分文本被置于一个嵌套式的结构里，那一个剪影原本是处在“被看”的情境之下。在“我”的注视中，一切都完全不同了，好像魔术师的魔杖，经了它的点化，一切都变得神奇而极富魅力;又像抚摸大地的阳光，连那些原本灰暗而破碎的叶片也因它而充满了无尽的韵味。在“我”的注视下，那原本极其平凡、毫无特色的人物，以及人物活动于其间的时间、地点，都蓦然被定格，成了生动可感的“这一个”，携带着他们自身的色彩和味道径直向我们走来。一个在平常人眼里只是一个毫无特点的“期刊编辑”，一个“矮个子男子”，通过“我”的“看”而展现出他作为“这一个”的全部完整性和生动性;通过“我”的看，那些细微而琐碎的动作(“迟疑不决”、“踌躇”)，在平常人眼里被经常忽略的动作，却展示出他精神世界里最真实、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换个角度说，这是私人存在的公共视域描述，呈现的是陷于命运中的人生存之生动图景，即那个在阴影的切割中踌躇的主人公一瞬间的内心挣扎和此前此后悄无声息的现实认同。 “手中的信，差点儿掉到地上”，我们似乎听到命运的拳头向人的头部击去的沉重回声，我们也似乎看见那个“站在惟一的窗子前倒水”的“我”，因为内心的震动，杯子在手中突然定格的镜头。把表面毫无典型性的某一个人变成“这一个”，从而展现出他的独立而独特的意义，这种做法与传统诗歌截然不同。传统诗歌追求典型性和概括性，它的文本是一种“巨大能指”的“泛文本”，比如描写秋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寥寥几句，就把秋天最有特色的，最能引人情感共鸣的东西道尽了。这种典型特征的共通性，使古典诗歌在具有强大表现力的同时，也隐藏着创作和欣赏的巨大惰性，使人们很难注意一个真实对象的完整性、丰富性和独特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诗中作为“我”的“看”。这个“看”明显地具有哲学意味。通过“我”的纯净的“看”，这个普通的男子除去了他在物质世界里蒙蔽的灰尘，展现出他真实纯粹的状态，就像海德格尔在面对凡高的著名油画《农鞋》一样，在一般人的眼里，它只是一个农妇穿用的一双普通的鞋而已，但在海德格尔的眼里，这双鞋才展现了它的真正本质，它浸透了农人的孤独、坚韧与欢乐，也隐含了农人的痛苦、颤抖和恐惧。在这样的注视下，这双鞋不再只是一个用来穿用的物品，而展现了它存在的真实性和诗意本质。我们注意到诗中对“阴影”和“光”的描写，“阴影”和“光”使这个人的存在充满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特征，我们不妨说，这“阴影”和“光”是通过“我”的“看”而赋予的，他从阴影中走过，就好像从遮蔽走向澄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我”通过“看”不仅让对方的存在处于澄明状态，而且也丰富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于“看”与“被看”的双方来讲，这短暂的看都应该是一次“事件”，一次重大事件。“我”通过这次事件对“他”有了一种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但“我”对所谓“理解”保持着高度警觉:“这次事件把他的一生向我移近了大约五秒”。“我们”这两个孤独的个体，虽然有了这一次偶然的默契，但离完全的理解还差得很远呢。我们在感到一丝暖意的同时，也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叹息。诗的最后一句颇耐人咀嚼:“他不知道/我也从未提及”。也许你会说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啊，理解永远不能被说出，人永远要保持孤独的命运，但也许正是在这种颇为隐秘的“不知道”和“从未提及”里，隐藏着人的真实处境和人性的本质。
于坚说他的《下午，一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的灵感来自德•契里柯的作品①。德•契里柯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形而上”画派的创立者之一，受到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主张在非现实的背景上，描绘一些引人哲思的幻想物象，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从他创作于一九一四年的《一条街上的神秘与忧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标题点明了作品的神秘主义氛围，狭长空旷的街道上，除了一个滚铁环的小女孩和一个神秘的影子之外，空无一人，给人以不祥之感，颇有些恐怖。同时，画面色彩对比强烈，带拱门白色的建筑物和对面阴暗的建筑物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平坦的街道一起，像梦境一般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类似风格的还有创作于同一年的《一日的谜语》。仔细体味，我们会发现于坚的《下午，一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只是借鉴了契里柯绘画作品的意象形式，其精神内容和精神指向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带有现代主义艺术的意蕴。于坚作品中没有神秘恐怖的气氛和情绪，没有“超验”的玄想;相反是“阳光安静充满了和平的时间”，在相互漠视的生命世界中给人内心片刻的亲切和温暖。 于坚在诗歌中追求的是“呈现”，“是引领人返回到存在的现场中”。“伟大的健康的诗歌将引领我们，逃离乌托邦的精神的地狱，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现场’‘当下’‘手边’”。②
当然，要达到这一诗学理想和人性目的，关键在于诗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即前面我们着重描述的诗人的“看”。这里的“看”不仅是使他人展现真实存在的关键，进一步说，它也是理解于坚诗歌特质的关键。他的另一首诗《事件:挖掘》曾这样写道:“当我从语词中抬起头来张望外面的现实/发现世界的美并不需要绞尽脑汁去想象/看就行”③。于坚的意思是说，诗歌写作不能只是从传统的话语系统中寻找创作灵感和诗歌意象(这些意象的原初所指已被众多的隐喻意义所遮蔽，它远离存在)，更应该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的富矿。诗人应该始终保持对当下、对现实世界的活生生的感受力和丰富、敏锐的知觉(通过一种内在的“看”、体认和理解)。在这种纯粹的感受和知觉中，世界就会变得具体、丰富而生动。于坚举例说“昏鸦有一千万种，有下午五点左右的昏鸦，有五点四十分的昏鸦，它们肯定完全不同。离开具体事物，只追求一些整体的隐喻、象征，诗会枯竭”。这种具体的存在，也就是本真的存在，是“现场”“当下”“日常”。同是写秋天，于坚推崇里尔克，揶揄海子，因为“里尔克是具体的，‘看’得见的”，到海子那里就成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之类的形而上的格言④。抑制理性的无上地位和霸权，重塑知觉的敏感，强调生命的具体，恢复鲜活的生命，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思路之一。应该说，理解了于坚的这种诗学思想，我们才能把握他的迄今为止的整个诗歌创作的现代精神和深层意蕴。总之，作为“口语派”诗人的代表，于坚一直强调“平民写作”。他创作的诗歌绝不缺乏精神性——从这首诗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他创造的文本并不是一个内向、封闭的文本，它并不拒斥读者。对于这首诗里面所谈到的经历和体验，相信我们都曾有过亲身体会，阅读时颇能会心。从语言形式来讲，其叙事功能在这首诗里被大大增强了，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得很清楚，中间也不留很多的迂回闪烁，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在这样一个表面上不设障碍的文本中，你依然可以体味到诗歌所特有的浓郁的诗意，可以感受到它闪烁的深邃的精神光芒，这不能不说是于坚作为一个诗人的特点所在，成功所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②④ 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第8页，第238页，第270页-第271页。
⑤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