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温馨
作者：吴春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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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标题叫《受戒》，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读者一开始就会以为这是一篇写佛门生活的作品，它也确实描述的是出家人的故事，只是读着读着，你会渐渐觉得小说中的人与事虽然未离佛门，但作者真正要表现的东西却与佛的本意相去甚远，读者感受到的并非佛寺的森严和佛徒生活的单调与清冷，而是与之相反的浓郁的世俗生活的情致与意趣，人们实在看不出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明海在这里到底受了什么戒，反倒是他和他的老小伙伴们在这里尽情享受着日常世俗日子的温馨与快乐。
并不是说作者有意要作一篇“借佛反佛”的小说，也许作者的倾向远没有这样的激烈，这正如作者对佛门清规的笃信也并不激烈一样。小说也写了凡人得以出家的条件、佛门弟子日常必备的功课以及明海最后也终于要到善因寺去烧头上的戒疤，看得出作者描写这些，同样是饶有趣味，一点没有轻蔑和亵渎的神情，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虽然表面上也涉及到这些佛门的“程式”，但并没有探究这些“程式”本身的意义，也没有通过人物在“程式”中的感悟来实现小说创作的真正意图，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表现的是人性的天然和率真，而上述“程式”就成了必要的反衬和烘托，又由于作者表达其心仪的人生境界的温和与朴讷，因此读者并不感到“程式”的存在与日常生活的对立和紧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读者在这种世俗生活画面中感受和体味到的只是日常生活的诗情与温馨，佛门的戒律倘若并不妨碍这种诗情与温馨，有与无其实也都无所谓。
这里的人选择出家本身就带有世俗的色彩，小说中甚至把出和尚和出织席子的、出画匠和出婊子相提并论，完全是谋生意义上的职业选择，根本没有任何宗教皈依的含义。与其他职业相比，当和尚的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它的条件也不在于内心是否笃信教义，而是“面如朗月”、“声如钟磬”和“聪明记性好”。至于出家以后，也不像人们想象的有诸多清规戒律，而是“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俗人们可以做的事情，和尚们几乎也都做得，像拐人媳妇、杀猪吃肉，不同的只是捅杀猪刀之前有口无心地念几句“往生咒”罢了。看得出来，作者完全是在凡人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表现这些僧人的，佛的身份和庵的环境不过是提供他们生活的手段而已，这种身份和环境别想也没有必要改变他们享受世俗的浓烈兴致。
因此，明海之所以去当和尚并且还有望当一个好和尚，就是非常好理解的事情了。他不仅嗓子好，而且记性好、相貌也好，更值得提及的是，他出家以后连名字也不用改，还叫“明海”。出家了的明海被大家喜欢着，但似乎从来不因为他当和尚的“本职工作”，而是因为会画画、会唱歌、帮人干农活。这个小和尚，好像也没有被佛事的仪式和佛教的经文真正感动过，这也许与那位马马虎虎的舅舅的教导不无关系。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的都是不关内容的形式方面的要求，因此小明海念经又怎么会去关心经文本身的涵义?值得注意的，倒是他看见小英子的脚印，“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觉得心里痒痒的”。那每天本来就出于应付而不得不敷衍的经文恐怕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让人感受到作者表现生活的美丽与和谐的地方，当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睦。不论是明海周围的寺里的人，还是小英子周围的庄上的人，他们之间都是那么友好相处、无猜无忌，无怪有人称之为现代的“桃源”景象。虽然打牌赌钱会有输赢，但绝不会伤了感情、误了和气，因为他们都是“正经人”。甚至把一个“偷鸡的”也称作“正经人”，不知道作者衡量人用的是什么标准。好在这问题与本文关系也不大，也就不去深究了。作者不可能不知道上述“其乐融融”的景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存在，他这样写，无非表明此时此刻的他，着意要寻求的，就是这样一幅充满仁爱和温馨的民间生活画卷。
小说的最后，作者更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情和温馨渲染到了极致，那就是明海和小英子的恋情在回家途中的瓜熟蒂落，那一段优美的文字令所有还具备正常人性的读者读后无不悠然神往。本来，明海刚刚受了戒，等于在出家人的人生中完成了一个重要仪式，沙弥头、沙弥尾的前景开始在他的眼前浮现，这可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企盼得到的，因为它不仅要有主观方面的条件，而且还要通过寺里的人来选的。殊不料小英子对所谓的沙弥头、沙弥尾毫无兴趣，她不要明海去当，她所想的，是给明海当老婆，而且要他马上回答要不要。这真是有点戏剧性的场面了，明海头上的戒疤余痛未消，当沙弥尾的希望也已呈现，此刻却要马上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这在别人会是一个小小的考验，至少要掂量一下它与自己“事业”的影响，从长计议也不为迟。但我们看到，明海似乎很快就被小英子给俘虏了，回答了“要”以后，两人的小船就划进了既充满诗意、又引起人不尽联想的芦荡，小和尚这会儿头上的戒疤恐怕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吧。
也许有人要问，戒律森严的苦僧生活对于擅写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温馨的作者来说非兴趣所在，但凡人的日常生活，其实也并非始终温暖如春，何以作者笔下的人间却总是如此梦幻般的甜美，连出家人也如此眷恋于世俗?这正是我们解读汪曾祺小说的一大关键。也许这与作者的生活态度和文学态度密切相关。汪曾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取着一种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相一致的精神向度，为了突出人性与人生中富有诗意的本质，他对现实进行了尽可能的过滤，他不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丑与恶，只是他不允许它们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对现实世界里的丑与恶，他无能为力;但艺术世界的构成，却只能依据他的愿望来铸就。为此，汪曾祺的小说就多用回忆，多采取童年的视角。岂止是深深佛门的清规挡不住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眷恋，在作者的其他许多小说中，作者同样描写了各色人等唯有在最寻常的日常生活中才感觉得到依靠和踏实，像《鲍团长》《故人往事》等等。具体到本文，作者在小说最后说，这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可见从那时起，汪曾祺对于人生的理想和憧憬就已显现这样的特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虽然历尽坎坷，其中不乏与丑恶为伴，却始终不改初衷。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坚持，才成就了他后来能在适宜的环境里实现其创作的辉煌。汪曾祺的小说算不上主流，就因为他不仅没有对社会历史进行评判的政治考虑，也不属于对民族文化进行或是批判或是守成的启蒙和维护，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艺术和审美理想来创作的作家。这个理想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其中的“美”和“诗意”自然都带有作者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他为自己这种创作理念的坚守付出过代价，但似乎正应了“苦心人、天不负”那句老话，在许多曾经大红大紫的应景之作被人渐渐遗忘的今天，汪曾祺的小说却以它特有的个性和魅力依然受到读者的青睐，我们现在这样饶有兴趣地欣赏和品味《受戒》不就是一个证明吗?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