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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那立体的乡愁
作者：董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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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
——董 桥
说 品 味
中国化学家张子高业余收藏古墨出名，藏品近千方，其中不少是明清墨中至宝，写过多篇考证古墨的文章，还同叶恭绰、张絧伯、尹润生三位藏墨家编写《四家藏墨图》。好墨讲究胶轻、烟细、杆熟，自然牵涉胶体化学的学问；张子高学化学，后来又专攻化学史，难怪他说：“藏墨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研究化学史的一个小方面。”职业和趣味竟如绿叶配牡丹，很难得。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有这份福气，他主张研究中国古建筑必须重“见”，不能只靠看书看图，一生游历不少山川。《平郊建筑杂录》里提到他和夫人林徽音一九二三年在香山途中发现杏子口山沟南北两崖上的三座小小石佛龛，几块青石板经历了七百多年风霜，石雕的南宋风神依稀可辨，说是“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秘的快感和美感”。建筑家有这样的领会，梁思成名之为“建筑意”。
“意”，不太容易言传，等于品味、癖好之微妙。总是孕含一点“趣”的神韵，属于纯主观的爱恶，玄虚不可方物，如声色之醉人，几乎不能理喻。英文里说sensibility、说taste也一样，都算是对人对事对物的即兴反应，毫无公式系统可套。Susan Sontag在Notes on “Camp”里指出“趣味”无“体”（system）亦无“物”（proofs）；“趣味”若竟能归为体系，附会实证，则“趣味”已非“趣味”，“趣味”凝固成“理念”（idea）矣。这正是袁宏道所谓“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这是对的。但是，袁中郎笑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说这些都是趣之皮毛，未免犯了知识势利的弊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心追求高级文化之神情旨趣，恐怕变得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愈深，去趣愈远，终致身价太高而找不到市场出路。这一层Susan Sonag看得比较通透；她标举俗中求雅的享乐主义也是“高品味”，“有品味有修养的人从此得以开怀，不必日夜为杞忧所累。这是可以帮助消化的”。琴棋书画的最高境界讲究能收能放，与此同理。张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跟大学问家的心境虽然不同，但断非胸无丘壑、一俗到底，不然明朝亡后他又何苦入山著书？萧伯纳说凯撒有“知”（common sense）有“趣”（good taste），所以一生毫无发明（originality），更无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萧翁此论当不得真；他只是在故意挖苦西方用其人的“趣味”判断其人的精神境界之标准。
品味跟精神境界当然分不开，可惜庸俗商业社会中把人的道德操守和文化修养都化成“交换价值”，视之如同“成品”，只认标签不认内涵，品味从此去“品”何止千里！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事见黄延复著《陈寅恪事略》）由此可知梁任公学问、胸襟跟曹云祥不同：前者知趣，后者乏味；明乎此则会心微笑可也！
懂得看破功利社会怪现象而发出会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识“现代品味”的真谛，才可以在交换价值市场上立足且自得其趣。现代人看到不食周栗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实在应该发笑，不笑就真是铁石心肠了。在这样精致的按钮时代里，没有这一点品味的人注定寂寞。品无同下，要在一“巧”字耳！美国有个Dan Hurley专写一分钟小说，他有一篇小说的故事说一位汉子半生潦倒，事业屡试屡败，终于决心放弃追求成功，转而向世人袒露心中的失败意识，开设一家招牌叫“温啤酒坏食品”（Warm Beer & Lousy Food）的馆子；岂料人人看了大为赞赏，都说他至情至性，天下一怪，馆子客似云来，汉子从此腾达了。说知趣，说品味，这个人算是正等正觉最上乘了：计穷虑迫、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顿通，既不孤芳自赏，也不随波逐流，结果性情和生计都保住了。所谓“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他深谙此趣。
虽说“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苔”，到底“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花圃”；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殊难培养层次太高深的文化品味；但是，培养求知的兴趣，多少可以摆脱心中的围城。知识可旧可新，可中可西，可真迹，可复制，不必僵持，也不一定都能化成力量，却大半可以增添生活情趣，减轻典章制度消磨出来的精神溃疡。张子高耽悦古墨，梁思成醉心山川，张石公酷爱繁华，说是求“知”求“趣”，实际上也流露出他们对人性的无限体贴。William Empson谈“都邑野趣”（urban pastoral）也可作如是观。品味原是可以这样调节出来的。
听那立体的乡愁
法国鸿儒罗兰•巴尔特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说他不作兴在旅馆客房里做文章，原因不关气氛，不关装潢，但嫌它格局铺设不得其体，并戏言云：“人家称我是结构主义者，信非雌黄！”他惯常上午九点半钟到一点钟在卧房伏案工作；卧房里还有一台钢琴供他天天中午两点半弹琴。再有就是一堆画具，星期天没事总会画几笔。书桌要木头做的；书桌边还要另设一张桌子摆放文房杂物；打字机、索引架各得其所。巴尔特爱笔成痴，喜欢买各种笔，写一篇文章总爱新笔旧笔换来换去地写。他连鹅毛笔都用，可是绝对不用圆珠笔，说是这种笔只配率尔记记零星杂感，勾画不出惬意飞动的文思。他始终最爱用细致的自来水笔，觉得一管在握，锋棱崭然，毫发无憾，意到笔到。
写作原是家庭手工业，今昔中外作坊环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说，纸笔之类的生产工具作家大半都相当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礼部主事，遭小人构陷，归隐之后家境虽然贫赛，居然念念不忘经营书斋情调，种兰养鳞之外，洗砚池边更沃以饭渖，引出绿褥似的青苔；墙下又葬了薜荔，经常洒些鱼腥水，日子久了，藤萝蔓生，月色下浑如水府，别饶佳趣。至于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属，更是制作不俗，铺设得体，入目心神为之一爽。这些“清规”，正是罗兰•巴尔特所说作家的写作“礼仪”，仿佛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神圣；巴尔特甚至向往中国古人重视书道、临池专心如僧侣摒除杂念的毅力。这样的流风，到了机械文明硬体发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认识，另作安顿了。
“我不断在认真改造自己去适应时代潮流”，罗兰•巴尔特说。他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天天花半个小时练习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机风味的文稿”。他说他的写作过程通常分成手写和打字两个阶段：先是把“情志”笔之于书，求其心手之相合，变成手写原稿；然后是把手稿誊清成印刷体的打字原稿准备付梓销售。巴尔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劳烦别人用打字机代誊手稿，却觉得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打字员受雇主牵制迹近奴隶之受束缚，而写作的天地其实是最讲求自由抒发情志的天地！于是，唯一办法就是巴尔特自己练习打字，希望从此可以不必手写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机打出文章，求得与手稿一样飘逸的即兴之美感。可是，巴尔特毕竟到死都舍不得全盘放弃“笔”耕的乐趣，宁愿自叹落伍也不轻心冷落案头那些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