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与爱、与美、与性，更与城市文明无关
作者：王琪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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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丈夫》的悲剧主体是丈夫，作家用他来彰显作家对乡土生命悲剧的深层次窥探。[18]但是，不应该忽视的是作为文本叙事重要载体的妻子，在完成展示乡土生命所承受的无声的屈辱和乡土生命的人性觉醒题旨中的作用。和丈夫相比，妻子在看似随俗从众的外出“做生意”的船妓生涯中，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比丈夫还要深重。在贫穷的无情打压下，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她牺牲掉了一个新婚的妻子应该享有的疼爱与呵护，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尊严，用自己的姿色换取维持起码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做船妓的日子里，她天天陪客烧烟睡觉，即便是在丈夫探访期间，她仍然接二连三地被各色客人所占有，甚至连和丈夫单独在一起说说私房话的机会也没有，更不能满足丈夫的欲望和要求；更为屈辱的是，那些客人，特别是醉酒的兵士把她这屈辱的非人的生活场景，赤裸裸地直呈在她的丈夫面前。我们可以想象，前舱里是她不得不用尽一切“女人的好处”伺候的嫖客，后舱里是她爱着的同时也深爱着她的丈夫，这该是让妻子多么难堪和羞辱的事!丈夫不得不在后舱听着醉酒的兵士与妻子在前舱里做着“猪狗不如”的事的时候，经受着难以名状的屈辱的精神痛苦，和男性原始的羞耻感的煎熬；而妻子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凌辱，而且还经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折磨。小说文本中对醉酒的兵士胡闹完事走掉之后，对妻子的神情有过三处细节描写：一是当丈夫以沉默应对掌班大娘的两次呼唤，当五多拉着丈夫要他唱完戏文时，“女人老七像是想到了什么心事，拉着了五多，不许她说话”。一是当大娘问她男人到底怎么了时，“老七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三是当大娘提醒她巡官要来时，“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妻子的想心事，摇头叹气，发痴，实际上是她对这种有悖于人性的非人生活的反思与觉醒，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索与反省，所以第二天当丈夫扔掉钱，捂着脸呜呜痛哭，执意要回去的时候，她才能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告别，与丈夫一起，踏上了归乡的路。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沈从文正是在对妻子屈辱求生的船妓生活场景的展示和丈夫充满屈辱的“访远亲”式的探视中，完成了对乡土生命生存方式与人生尊严问题的思考和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人文批判。
并非是批判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的侵蚀
在众多的《丈夫》的阅读者中，有很多阅读者将《丈夫》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悲剧之因，归结为乡村与城市的冲突。比如曾一果同志就认为，“其(沈从文)小说《丈夫》就是通过一个乡村青年到城里去看望做妓女的妻子所受到的种种遭遇，深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传统和城市文明之间激烈冲突的场景。……反思了整个现代文明，批评了城市对于乡村的侵蚀。”[19]
仔细阅读曾一果同志《一首唱不出来的歌——由沈从文<丈夫>看乡村与城市的冲突》一文，我们就会发现曾一果同志的这一阅读体验不是来自于对《丈夫》这一经典文本的理性审读，而是深受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态度的影响。曾一果同志非常认同沈从文“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只是表面的‘极大进步’，而在骨子里，乡村却腐朽、退化和堕落了”的观点，对“鲁迅等启蒙思想家，怀着对‘现代文明’的期盼，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农民愚昧、麻木性格的尖锐批判”感到“颇为奇怪”。在此理性认知的影响下，曾一果同志尽管也注意到了乡村妓女的产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盘剥、苛捐杂税下和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村越来越穷困……农民无法生活才导致许多女子跑出来做妓女，《丈夫》中的女主人公‘老七’也是这样离开农村，到船上做妓女。”但他还是把许多女人离开乡村来城市的原因归于“城市物质文明的诱惑”，认定“沈从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妓女的侵蚀”，基于此，曾一果同志认为，“在《丈夫》中，‘老七’虽然保留了很多乡村美德，但她的言行举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虽还问及乡下的情况，但神情、语调都与在乡间时已全然不同，她与乡下来的丈夫之间，似乎也有了距离。”[20]
我不否认沈从文对城市文明中浮嚣虚伪和腐朽没落的丑恶现象的批判，也不否认城市文明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不能认同沈从文“城市是社会风气变坏和道德品质沦丧的根源”的观点，更不能认同曾一果同志将《丈夫》的题旨归为“沈从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妓女的侵蚀”和“乡村传统与城市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的阅读体验。
首先，用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的观点(我们暂不论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匡正《丈夫》的题旨，本身就是一种先验色彩很浓的主观定性，脱离了《丈夫》这一经典文本的实体叙述。
其二，冲击有着原始乡民单纯、善良和朴素品德的丈夫的，不是城市的物质文明，比如妻子那城市里人的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新鲜有趣味的香烟、新的胡琴、满天红的荤油包子，甚至那个有着“正四方形像是无数橘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的水保等等，这些只是让丈夫感到新奇甚至得意。给丈夫造成强烈的心灵冲击的，是城市文明中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比如当着丈夫的面，从“那吃红薯的大口里说出”来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这样不客气的该死的话；“一面说着野话一面要争到同老七亲嘴，同大娘五多亲嘴”的醉酒兵士在前舱里的“猪狗不如”的行为；是把丈夫“吓得不能说话”，晚上还要“过细考察”他妻子的巡官……正是这些的强横入侵，才使得丈夫在异常痛切地感知了妻子“做生意”的实质意义，那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尊严的完全丧失，妻子和他都在这种有悖于人性的生存方式中被异化为“物”，妻子塞给他的钱，成了他人格羞辱和人性尊严丧失的物证，人性被蹂躏，个体生命意志被“强奸”的“红字”。
其三，作为船妓的妻子老七，虽然在外表上已经被以卖淫为实质的城市生活所同化，比如“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胭脂”，完全没有了乡下女人的“羞涩畏缩”，甚至在丈夫面前“有点骄纵”了，而且在被醉酒的兵士“猪狗不如”般的凌辱之后，仍然能与大娘“在前台的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但是，她毕竟没有完全丢失乡村生命的善良朴素的美德，如前所述，她是被贫穷和因贫穷而形成的习俗赶到城里，以非人的姿态介入城市生活的，在她的心灵深处中，贫穷的家，淳朴的丈夫仍然是她的最爱，她的人性尊严与家庭伦理道德感在一次次屈辱的肉体“出卖”，在丈夫离去时的沉默与痛哭声中更醒复苏，最终拒绝了城市文明的诱惑，与丈夫复归乡村。
基于以上的阅读体验，我认为，《丈夫》的主题旨归不是描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传统和城市文明之间激烈冲突的场景，批评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而是通过一个年轻的乡村丈夫在探访妻子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展示乡土生命在贫穷与屈辱双重挤压下的心灵痛苦，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个体生命尊严的苏醒与复归。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②[19][20] 曾一果：《一首唱不出来的歌——由沈从文的<丈夫>看乡村与城市的冲突》，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30页。
③⑥ 宋桂友《寻找丈夫——沈从文<丈夫>赏析》，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34页。
④[11][12][13][15] 刘蓓：《寻求心灵的慰藉——读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37页。
⑤⑦ 张鑫，施军：《人性不灭的神话——析沈从文<丈夫>中的原始爱情命题》，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第40页。
⑧⑨⑩[16][17] 沈从文：《丈夫》，见沈从文《丈夫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14][18] 余荣虎，何希凡：《“湘西经验”在乡土关怀中的文学变奏》，见《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