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人性本真的诗意描写和审美观照
作者：徐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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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写乡村生活，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但无论是古代乡村题材的作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乡土小说”，还是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周立波等为代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乡村叙事，以及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农村生活表现，总免不了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思想感情观照乡村。更由于传统文化精神潜在的影响，或者由于对农村生活，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缺乏彻骨的感同身受，乡村原原本本的、具有泥土般的质感的存在，“农民本然的个人的生存状态与感受”，“乡村社会芸芸众生那各异而活生生的生命世界被貌似深邃的历史理性所遮蔽”①。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对现实生活的还原与超越是建立在其切身体验及深切感受的基础之上的，作为“西海固”贫瘠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郭文斌，虽然跨越了传统乡村到现代都市的地理空间，经历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了“智识阶级”的身份，但其在心性和感情倾向上，对乡村的古朴、本真和宁静却始终怀着温馨暖爱，对乡村社会自在而又真纯，绝少世俗熏染的生命状态及在艰苦生存环境中，乡民心态的乐观旷达和精神狂欢，有着高度的敏感和创作热情。他的乡村题材小说，以诗意的感动情怀，把汉语普通话和纯熟而贴切的乡土语言有机地结合，质朴、精练、新奇，达意细腻而具内蕴，并选择纯真天然的儿童视角，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琐事的还原描述中，呈示被遮蔽的乡村社会本真及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为我们创造了超越小说故事情境，审视大西北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独特审美空间。郭文斌乡村题材小说的这种写作风格在当下文坛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二〇〇五年五月，郭文斌将其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精选为《大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乡村题材小说“以清新细腻、空灵飘逸而又略带感伤的笔调叙写记忆中的多情乡土，写成长中的童年趣事，写‘老家’那片土地上清纯、朦胧而又多错位的爱情”②，如《大年》展开的是西部乡村过年写春联、上坟、吃长面、泼散、分年、挂灯笼、贴窗花等民间文化习俗的琐细描写，许多看似几乎无事且富戏谑性的细节，无不揭示出明明和亮亮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景况和精神世界。生活虽然艰难贫苦，但他们却有着坦然、宁静的内心，有着善良、崇高的价值选择，夫妻、母子、父子间所体现出的亲情和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对作为人的本质的理解和尊重，呈现出乡村伦理世界的古朴、庄严和神圣，并滋润着乡村孩子单纯质朴的心灵；《三年》以西海固地区古老的民俗“烧三年纸”为题材，主要人物是两个儿童，并通过他们(明明和阳阳)的所见所思所想，把对死者的祭奠活动和对生者的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揭示，有机而巧妙地交融起来，在儿童的意识世界里展现出乡村生活的纯粹，揭开了西海固人面对严酷惨烈的生存环境，遭遇艰难困苦命运时的精神真相。事实上，西海固人并非像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所说的是“在苦熬”，尽管困难仍然与生相伴，可是他们的内心同样有着面对生活的超然与平静，不自觉地寻求一种能超越不可为的现实，从而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自在。艰难生命过程中对未来的幻想和希望，无疑是他们自由自在及精神狂欢的内在根源，这是西海固人生命力中的核。儿童视角的选择及其心理的在场，不仅是叙述的策略，它更体现为人物的乐观、智慧和平等思想，且富有喜剧色彩。作者对阳阳看似“无知”的细节描写背后，凸现的却是他生命的自然健康和纯真，既与文本中又与文本外的世俗社会的成人世界构成了鲜明对比，使其成为美好人性的象征。作者的理性在于既肯定了西海固人民面对艰辛苦难的精神狂欢，又看到了他们所承袭的落后文化观念和被世俗同化的庸俗和病态，于是借阳阳之口发出了“活着的人是生的，死了的人是熟的”的意味深长的慨叹，而在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寄予了作者希望人们返璞归真，尽可能保留儿童纯真、自在的天性，远离世俗与尘嚣，达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超脱生死，成为一个“熟的人”，胸襟开阔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我心中的雪》是一首有关爱的凄婉的歌谣，作者把“文革”时代的政治话语和“我”与杏花童年纯洁的两情相悦交融在一起，以调侃的方式揭示特殊时代政治意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对纯洁心灵的扭曲和异化，对优美、健康、与人性和谐相融的精神生活的压抑。“我”与杏花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真诚相爱而不能永远相守，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人类爱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剧，而当这种真爱在人为外力的挤压下，灵与肉不能交融而成为无奈，美好的记忆和情感就成了永远的“心中的雪”，圣洁而略带冰凉。在郭文斌这些精致而意味悠长的乡村题材文本中，作者不以观念代替现实，形象适应观念，也不用一般道德关于善恶美丑的观念对乡村人事进行解构，只是忠实地依着对乡村生活细致的观察、体味和感怀，客观率真地叙事、写人，使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层面，异样而新鲜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近作《吉祥如意》则再一次显示了郭文斌乡村叙事小说的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魅力。
《吉祥如意》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二〇〇六年第十期，后被《小说选刊》二〇〇六年十一期、《小说月报》二〇〇六年十二期、《新华文摘》二〇〇七年二期全文转载，在获得二〇〇六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之后，又获得《小说选刊》“贞丰杯”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六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的十个短篇小说中《吉祥如意》位居榜首。与作者以往的乡村题材叙写相比较，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儿童，并以他们尚未遭受现代世俗生活的围困和挤压，生命的天然、纯真和美好为观照生活的视角，但在如何把短篇小说写得意味深长，既有一定的故事情节的可感性，又让自己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索，对人生的感悟、理解从故事的机理中自然地“生长”出来，作者是颇有用心地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 “真正的艺术是超越美学的，它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势力，是对人之存在的最终解答。”③从表象上看《吉祥如意》写的是乡村古老的传统民间风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民俗小说，但事实上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再现端午节这一天发生在乡村的吃酒香四溢的甜醅子、家门上插柳枝、花馍馍供神、戴花绳香包、上山采艾蒿等富有地域色彩的习俗，在深层结构中，作者以精巧别致的艺术构思，在有限的篇幅内包容了丰厚的内涵，既富有生活的情趣，又具有幽深的意蕴。小说在叙事策略与技巧上很是讲究，把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叙述含蓄且富有儿童趣味，没有编排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只是凭借自己的敏锐和细腻，选择“过端午节”这一小而富有诗意美感和艺术张力的切口，对极其普通的乡村节日活动流程作细致的描述，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活动的揭示，深入开掘其中的底蕴。应该说小说的主体是五月和六月姐弟俩，而重点则在六月心态的细腻呈示，并把民俗、民情、人性天然融会。六月是一个还未被世俗观念同化的纯真孩子，他有着天真、幻想、灵性、自由的诗性思维，作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真切地触摸到了人的灵魂世界，传达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思索和感悟。在六月看来，节日时整个村子笼罩在盚盚的雾里，大门上插了柳枝的巷子活了起来，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柳枝散发出的清香，更是让人陶醉，此时此刻所唤起的是“美”的体验及由环境美所引发的美的情感。吃供品花馍馍一段写得很细致，“先从中间的绿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儿中间的红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儿中间的黄线上掰开，给五月和六月每人一牙儿”，这是祈求吉祥如意的供品，凝结了乡村人心底的美好愿望——抵挡“歪门邪道”。六月希望天天吃供品的理想，折射出乡村人的朴素情感，他们质朴的心灵渴望一切美好长驻人间，与生命存在相随相伴。端午戴花绳和香包，在小说中的两个稚嫩孩子的意识中，他们接受了善良母亲的说法，把绑花绳和避蛇咬直接联系了起来，尽管他们吃了供品，胳膊腕上有了如同“布下了百万雄兵”的花绳，可当谎称有蛇或真正遭遇蛇的时候，他们还是惧怕了，甚至六月被吓得尿了裤裆。六月凭直感开始怀疑娘的说法，而五月更愿意相信真正的毒蛇在人的心里。姐弟俩对香包的争夺，对其飘溢而出的香气的贪婪吸咽，相互戏称蛇“就像个你”、“你就是一条美女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心在哪里”、“人怎么就这么喜欢香呢”的疑问，在深层结构中，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具有隐喻意义的抒写，它触动的是我们对人自身本质的思考。人是社会的动物，既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属性的一面，社会性是作为人的本质。问题在于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守原朴和纯真，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以爱战胜恨，温馨战胜野蛮。“人的存在是有位格(personality)的存在，这个位格决定他是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人，他的存在是有规范的存在。人的高尚、爱、正义感和美等，都是从那个位格而来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有位格(人格)而动物没有。人一失去这个位格的保护，人性就必然向兽性发展”③。人有热爱美、追求美的存在的天性，也有在欲望役使下引发的蛇蝎般的狠毒，这种存在于人性中的两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使生命存在呈现不同的样态，形成复杂多样的文化人格，甚或是在“到山顶上去”的时候，要不失未却被世俗生存环境异化的纯真善良之心，以美塑造人格，激活人性光辉，“让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驱逐心中的毒蛇，让至善圣洁的人性之美普照人类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