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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视角：对鲁迅四篇小说的意义再索隐
作者：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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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风景的荒凉、萧瑟，而且“我”成为故乡的“异己”、“旁观者”和“陌路人”。《故乡》和《祝福》，通过书写内心世界的荒凉以及人与人的隔膜让“我”彻底割断和故乡的精神联系。这时，“我”的返乡之旅，这在记忆、想象和现实的错杂中完成的旅程，成为对“我”心目中远去的故乡的凭吊，记忆、想象中的亮色无法照亮现实故乡的幽暗，相反，故乡的幽暗现实，这“被重建的是处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表面之下的一个恐怖黑暗的客观现实世界：揭开或揭露了梦魇的现实，戳穿了我们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的一般幻想和理想化”④。而且在这对荒凉、萧瑟故乡的探询中也隐藏着“我”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探询。
研究身份问题有一个形象的表述称为“在夹缝中表明身份”⑤。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文化夹缝形成的过程，而“还乡”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把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跨文化性彰显出来，因此，一定意义上，“还乡”的动态过程就是跨越文化夹缝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兼具不同文化、性别、民族、阶级等的双重身份。“适应在这些文化的边缘地带的生活是一个模糊并且复杂的过程。无论这种双重世界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还是两个不同的种族，还是我们生活中的不同时代，重建自己身份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挑战性的，并且常常是有所收益的斗争过程。” “当我们听别人述说时，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吉列根认为声音是心理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而心理免疫系统则产生抗源，声音对我们的经历很敏感——它能告诉别人，我们过的是有序的还是混乱的生活。通过说出经历过的冲突、遭遇过的困境和意识觉醒，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的人们讲述了他们有关‘抵抗’的故事。他们可能抵抗一致性、文化标准，甚至感受，比如羞耻和内疚。同时，他们的声音是一种生存、自尊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在这些文化边缘地带中所面临的斗争和机遇。”
同样，鲁迅这些小说也强烈地表现为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还乡的出发、回归和离去意味着文化的越界(cross border)。“在二十世纪特有的文化语境中，越界既是一种现实行为，也是一种象征表演(symbolic perfor.mance)。”⑥《故乡》和《祝福》，走向城市和异国接受现代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从故乡出发意味着“越界”，“还乡”同样意味着“越界”。在不断的越过边界的“现实行为”和“象征表演”中隐藏的是“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之感”的失去与重建。于是，“我”归来又失意的离去有些接近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说的：“一个必要的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发展必须向一方或另一方前进，安排生长、恢复和进一步分化的各种资源。”“有活力的人格能经受住任何内外冲突，在每一次危机之后再度出现而且逐次增强统一感，增强正确判断，并增强依照自己的尺度以及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标准而‘善于应付’的能力。”⑦
四
一定意义上，《故乡》和《祝福》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还乡书写模式，一切从“我”出发，自我和世界的双重观照“我”的反思之旅构成小说的情节结构逻辑和基本主题内容。鲁迅似乎有意无意地刻意强调着“我”和“故乡”的反差，以“我”的现代意识，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标示出还乡者和在乡者的界限，“还乡遇故旧”，闰土也好，祥林嫂也好，久别重逢之后不是喜出望外，而是文化视野中对故乡的审视和批判，以及对自己境遇的警醒。
“在故乡”为鲁迅对启蒙的有效性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启蒙”和“启蒙者”在乡土中国命运是鲁迅反复探问的话题。《故乡》面对杨二嫂的咄咄逼人，冷嘲热讽，“我”则是步步后撤，从“愕然”、“愈加愕然”到“惶恐”再到“我知道无话可说，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而《祝福》，对于魂灵的有无的质询，“我”则先是“诧异的站着”，继而“吞吞吐吐”。“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我”陷入了失语。《故乡》和《祝福》隐隐触及的是启蒙的限度，思考的是现代楔入传统的可能性。鲁迅对启蒙虚妄的思考首先是从对自己的解剖开始的，鲁迅的批判和反思是双向的，既指向故乡，也指向自身。因此，鲁迅小说充满着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启蒙”一方面提供了批判乡土中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暴露出它阐释中国的无力。
《药》在梦魇似的故乡背景凸显这些“救世”“启蒙”者的现实处境。这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启蒙者——夏瑜的悲惨命运。虽然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先生并没有正面展开夏瑜的人生道路。但每当我们读到这些茶馆闲客赏玩似的对话，总会感到一种刻骨的寒冷从内心深处泛起。在这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恰恰不是所谓民众的麻木、冷漠，相反却是一种过于热烈的投入和参与，请注意鲁迅先生在这里用了“热闹”一词。一场轰轰烈烈的舍身赴死，最终沦为闲客口口相传的无聊的谈资，启蒙救世的虚妄可以想见。可以这样说，在新文学之初，“启蒙”与“救世”甚嚣尘上的时代，鲁迅先生就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触预言了“启蒙”、“救世”的前景，即使在夏瑜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也无法照亮这沉沉的阴冷。
“明道救世”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这种“明道救世”往往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来实现。而随着科举制度在本世纪的终结，这条道路也相应失去了制度上的现实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明道救世”传统的断绝和根除，相反孳遗、沉淀于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的“明道救世”一旦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接通了关系，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药》里的夏瑜就是这样在传统“明道救世”中融入“启蒙”新意的现代启蒙者和革命者。他们都是自视甚高，对普通民众而言，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们对乡土中国观察着、思考着、批判着，但他们又没有止步于此，在观察、思考、批判之后，他们还试图将自己肉体和灵魂安放在他们生命出发的故乡，同时在故乡践行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但这些还乡的“救世启蒙”者纷纷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陷身于一种有形无形的阴影和陷阱中。《药》的悲剧性体现在作为生命出发之处的故乡却发展为启蒙者夏瑜的“反对者”，以至于被亲人所出卖。
《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夏瑜这样的启蒙者的救世理想和个人无力完成它的痛苦意识之间的难以逃遁的困境。使他们陷身困境正是传统的陷阱，这种来自传统的阴影和压力有形无形在现代广阔的乡里社会里滋生。具体的写作中，鲁迅所关注的更多不是乡村世界的现实政治格局，而是乡村世界的文化因袭中传统向当代的延伸，并影响着当代。《药》为我们展示的来自于传统的诸方面力量对启蒙先驱的压力。既有民众的愚味和文化的惰力；又有地方的顽固势力。正如黄维宗在研究鲁迅时指出的：“托马斯•麦兹杰（Thomas Metzger）发展了由唐君毅（Tang Junyi）提出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困境感’（senseof predicament）：一方面，他遵奉‘儒家的信条，认为个体能够并且应该，在精神深处焦聚上帝似的道德伟大’，达到圣贤境界，从而在社会上促进普遍的道德秩序；而另一方面，这一信条‘又与他们无法达到该境界的恐惧矛盾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用‘普遍的道德衰微’来形容周围的环境世界，他们生活在永不停歇的焦虑与疑惧中，‘既不能中止，又不能取得成效地’尝试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⑧在这种意义上，鲁迅精辟地揭示出启蒙者和民众的精神隔膜以及启蒙、救世的虚妄。当然我们这会儿讨论启蒙在乡土中国的困境，并不意味这样的困境仅仅发生在现代启蒙者身上。像祥林嫂、阿Q这样的在乡者同样可能被他们所生活的乡村边缘化，以至于被消灭。祥林嫂、阿Q的悲惨结局固然可以从他们自身的国民性弱点和精神奴役创伤上找到合理解释，但我们不能忽视在这样的过程中，乡村的冷漠，以及乡村对他们的侮辱和伤害。而且这样的侮辱和伤害也不仅仅是来自乡村的上流社会，同样来自乡村的底层生活，正所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