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对知识分子独立价值缺失的反思

作者：万秀凤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虽说王小波的文学志向在小说创作不在散文上，但由于他的众多散文皆根植于社会现实，且始终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保持着敏锐的视角，例如他的许多文章以自成一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对道德伦理、传统文化、性问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的尊严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使命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剖析，因而具有广泛的影响。《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即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借野史中记载的中亚古国花剌子模信使的古怪风俗直指包括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探索真理和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自身价值立场和独立话语的缺失，分析、批评了“君王”类的当权者对学者话语权的剥夺。应该说，《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的观点谈不上有多少标新立异之处，因为曾经有不少学者对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精神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批评，然而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却罗列史实，推陈道理，将正面说理和反讽幽默结合在一起，全文因此充满了无可辩驳的力量。
　　像王小波不少散文的写法一样，《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起笔便由故事担纲，以中亚古国信使所携带信息的好歹与他们命运直接关联的古怪故事，引出“学者的形象和信使有相像处”这样一个全文论述的核心问题。这里，故事不仅引出议论的话题，而且衍生出文章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特征。接着王小波指出学者也有“好消息使者”和“坏消息使者”，并以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被批、自己和李银河对同性恋研究被迫中断的事实，说明作为“坏消息使者”的学者必无好下场。这些例子进一步确立了学者的角色、遭遇和花剌子模信使几乎相同的基本论题，在此基础上，王小波进一步挑明了事情的真相，得出第一个结论：“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指出君王弱智、偏执的品性决定了学者的“报喜不报忧”，以至于“他们（学者）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可见，君王类人物是花剌子模信使思维模式的制造者，他们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学界上空花剌子模思维的产生，并使学者徒有自己的生活、学术体验而不能成为自己话语的主人公，显然，学者是君王花剌子模思维的直接受害者。由此，王小波把关于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的思考、分析引向纵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君王为代表的当权者。有人认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批判不指向权力，只指向被权力操纵的族群。”并进而指出，王小波的“文章没有阐明任何问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论。从表面上看，《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很多篇幅都在谈学者的种种问题，诸如自我压抑、缺乏独立精神、瞻前顾后……但文章的批判不仅仅针对学者，而且指向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权者的独裁和愚昧吞噬了本应作为主体的个人，包括学者。一方面，王小波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学者缺乏独立的价值立场和学术勇气，指出：“他们（学者）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也不够自然。”并且在花剌子模思维的影响下，学者容易变得滑头，由此，作者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另一方面，王小波又不止一次地为学者开脱：“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学者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他竭力把少数学者的逢迎和佞人区别开来，包括在谈到冯友兰先生为迎合时尚修改《中国哲学史》时，王小波明确指出：“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毋庸置疑，王小波对于“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的做法，既有不满，但更多的是理解、同情、苦涩、宽容和恳切。如果说，王小波对学者处境和行为的分析是以正面说理的方式展开的话，那么，对花剌子模思维方式制造者——权力掌控者的抨击则更多地通过反讽推理来实现。全文不少篇幅在分析学者内心软弱、压抑的同时，时常夹枪带棒地对当权者加以反讽推理，例如文章在举“坏消息使者”例子时写道：“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在轻言慢语中对当时执政者的愚蠢、短视做了尽情的挖苦和嘲讽。再如，在谈到自己的同性恋研究遭到阻碍时，作者写道：“假如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对当权者的无知、愚昧做了尽情的奚落，可谓绵里藏针，力敌千钧。
　　然而王小波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追根溯源，以孟子为例，指出中国式的“学术必须有效益”的思想“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而对于君王来说，“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听到好消息”，并且，王小波进一步指出花剌子模的思维方式根植于传统的文化心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有花剌子模气质”，“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在王小波看来，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心理中，学者承受压力、内心虚弱、无所适从也就成为必然。至此，文章始终围绕着学界存在着花剌子模信使思维来分析原因、层层推进，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最后作者再反过来推导出花剌子模思维给学术带来的危害，并得出第三个结论：“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也就是说，真的学术和艺术与虚伪无法共存，这一结论，经过前文的层层分析和推进显得格外有力和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是一篇具有丰富思想容量的文章，作者思维缜密，说理透彻，推导出一个又一个结论。同时，为了避免思想容量过大而可能使文章过于沉重和文气滞阻，作者在正面说理的同时，不时插入反讽幽默的语言，使文章在冷峻尖锐中多了一些温润和柔劲，在厚实稳健中添了一份智慧和从容。例如，在谈到自己和李银河对同性恋研究被迫停止的情况时，作者写道：“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是不缺肉的。”这貌似轻松、调侃的一笔，蕴涵着作者内心的苦涩和酸痛。又如，在谈到君王的专制、自以为是时，作者写道：“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满是讥讽和恨意。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作者还把君王分成粗暴型和温柔型两种，对于后一种，“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强”。表面上说，温柔型的君王要好于粗暴型的君王，但事实上作者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就已经说明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花剌子模信使思维牢笼的制造者 。需要指出的是，王小波的反讽幽默因为有深邃的思想和智慧作底，因而就不会坠入轻薄、油滑之中，不会形成幽默一下，俏皮一下，却仍然全面陷入生活世象之中。也由于王小波的反讽幽默是结合着正面说理，且掌握了一定的度，故显得旨意深远而又令人回味无穷。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不仅有理性的、严谨的思考和判断，而且洋溢着作者鲜明的、丰富活跃的感性色彩。王小波围绕着学界存在的花剌子模思维方式，在冷静、理性的分析同时，通过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叙述来进行自我思想的阐述，换言之，他的文章既不乏杂文针砭社会现象的尖锐和猛劲，又吸收了一般散文注重从个人丰饶的内心世界出发 ，以流畅、明朗的语言来书写个人的感觉和体验。例如为了更好地说明类似君王的掌控者对学者思想的禁锢，作者以自己和妻子从事的同性恋研究遭封杀的亲身经历加以印证和发挥。又如，在谈到“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左右为难的尴尬，作者又以自己大学老师关于搞现代史要牢记的两个无法兼容的原则加以说明，这种在议论、说理、分析、推论过程中不时掺入感性的发挥，穿插作者的一些人生阅历和亲身体验的写法，既增加了说服力，又使文章亲切有味，这也形成了王小波的文章近似于叙述性散文和杂文的混合体。这种并不纯正的文体是王小波散文的独特之处，也与王小波文理兼修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生涯有关。王小波本科是学习理科的，到美国后开始学习和研究社会学，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具有逻辑关系，文学家的活跃才情和社会学者的批判、质疑眼光。这种自由、活泼、开放的混杂的文体，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王小波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慧心慧眼、不拘一格精神在文体上挥洒自如的体现。
　　总之，《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体现了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一员，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立场、角色重新确立的清醒意识和严肃思考，从中可见王小波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穿透现实的思想风度和相当的精神高度。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人文艺术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