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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
作者：张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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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旷野中诞生的不朽诗章；《原野》不是单向度的机械写作，它是多声部的复调合鸣。作家笔分五色，墨分五彩，肆意涂抹，酣畅淋漓，却又语语中的，绝不旁逸斜出。整个文本弥散着尼采式的强力意志（powerwill），体现出生命激情的高昂。其狞厉怪异的风格，颇如古希腊传说中的恶神美杜萨（Medusa）的满头乱发，在刻意审丑中透着一种狠劲，透着让人惊悚的美；这正是一种极致的大艺术。如果说《雷雨》以情节结构的曲折复杂取胜，表现迷惘人生的罪与罚；《日出》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展现见长，表现灵魂的毁灭与再生；《原野》就是以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极爱与极恨——那种非爱即恨、大悲大痛的极端情感。
《原野》体现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交叉互渗。作家不喜平平淡淡，专意于大波大澜，故尔文本中时有张牙舞爪惊心动魄之处，仿佛红高粱烈酒，一点就燃，仿佛踊跃的火山，一触即发。同莎翁一样，曹禺往往赋予笔下人物以复杂、偏执、情绪化的性格，把其精神的痛苦推向极致，以浓烈的戏剧冲突，衬托人物内心高度的紧张，通过人物的心灵冲突来展现人物命运，展现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矛盾，揭橥现代人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人物命运和历史背景的交相勾连，共同指向悲剧的终点。
曹禺并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进行描摹，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去想象和表现生活，以惊人的创造力和超群的想象力，在虚实相济中进行着人物的塑造，剧情的推演。《原野》写的是作家并不熟悉的农民，但人物却自具形貌，自见精神。究其实，作家下笔“熟悉”生活与否，毕竟是外在化的；最为重要的，是看作家是否写出并达到了某种人性的、心理的深度与高度。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信然。文学艺术的可贵，正在于其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与深刻认知。表现于《原野》，曹禺略形取神，直抵本真，写出了一种普遍的、共通的人性。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不仅仅是个别农民和国民的化身，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那样，仇虎，他是普天下被压迫者和被扭曲者的化身，花金子则是爱欲、自由与美的象征。男主人公仇虎仇深似海，恨比天高，复仇的怒火，直欲令他化作厉鬼长蛇，不取仇家性命则不休；“仇虎”姓名中的“仇”字，不无隐喻和双关之意。女主人公花金子名字中的花、金子，则集花朵的灿烂明媚，金子的辉煌耀目于一体，与这对男女深深向往的“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的遥不可及的黄金天堂恰暗相呼应，表达了人类在世俗世界中的浪漫怀想。《原野》强烈的意象化特征于此尽显。
“光明的金原野”，这是剧中一个令人期待的角色，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总予人无穷的想象。正如“雷雨”是《雷雨》中没有出场的人物一样，《原野》中的“原野”，亦是一个貌似缺席的“在场”角色；两者都是从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中升腾出来的某种沉郁华美的悲剧氛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刘勰《文心雕龙》），《原野》人物心理拿捏得夸张、火爆而不失其得当。作家古今融汇，中西化合，远挹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风神，近取易卜生、奥尼尔法度，在地道的中国特色的语境中，展开了对人性细腻深邃的洞察，彰显碧海掣鲸的艺术腕力。可以说，《原野》从人物、剧情到背景、氛围，都绰具巴洛克（barocco）风格，往往呈现为怪诞、狰厉、夸张、豪华、猎奇、浓墨重彩的特征，确有一种“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杜甫诗）的萧森气象。剑走偏锋，诗性高扬；在曹禺剧作中，《原野》绝对是一个异数。它是青年曹禺一次大无畏的灵魂冒险和精神探索。曹禺如同激情的神祇，手擎生命的利剑与青春的火焰，营造出雷轰电掣泰山压顶般的美学效果。《原野》，它是《雷雨》的一次审美变奏，是创作主体饱经压抑的灵魂的大舒展、大狂欢、大放纵。
不似《雷雨》《日出》的排众独出冠绝一时，《原野》的命运如同其剧情和人物一样，绰具一波三折的奇异性。在问世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原野》都被视为曹禺的败笔。早期一些不多的评论，像杨晦的《曹禺论》、吕荧的《曹禺的道路》、李南卓的《评曹禺的〈原野〉》，几乎都对它持否定态度，视之为作家创作的退步。而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艺术规律的抉择的《原野》，日渐显示出某种不可企及的美学高度、人性深度和不可复制的艺术品质，印证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评论者司徒珂的话：“作者在原野中还表现着一个美丽的 idea，这种 idea 颇值得深思回味。”（《评〈原野〉》）当一切争议尘埃落定，《原野》在岁月的长河中晶光四射。今天的《原野》，已然当之无愧地与《雷雨》《日出》《北京人》并称为曹禺的“四大杰作”，钱理群先生更是在《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一书中将《原野》与《雷雨》、《日出》称作曹禺的“三个生命”，且情有独钟地尊《原野》为“生命三部曲”之最。无可置疑，《原野》是一出具有伟大性质的动人长剧。
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曹禺的意义不仅在于写出了几部杰出剧作，更在于他是中国文化面临重大变革的时代弄潮儿。曹禺少时即对中国传统戏曲颇为爱好，又在南开、清华这样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学府接受教育，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接触研究西方话剧；他本人曾任西方戏剧史教授，对从希腊、罗马时代到二十世纪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戏剧了如指掌。基于此，他才能够中西熔铸，取精用弘，创造出偌多具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作品，缔造了中国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在个人创作的道路上，曹禺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有过椽笔一枝笑傲剧坛的流金岁月；然而建国后，他竟失去了自己的“通灵宝玉”，从奔腾的江河变成了无力的小溪，从华美的凤凰变成了黯淡的麻雀。究其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曹禺在做人方面自然本色，个性鲜明，却也不乏虚假世故。尤其建国后，当他拥有了远高于解放前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受时代大气候的左右，良知渐渐向世俗缴械，人也变得胆小怕事，患得患失；他的瞻前顾后，下笔踌躇，终致自身江郎才尽，唯有一段难言的苦闷郁结于心。曹禺自建国直至晚年，戏剧创作出师不利，即或偶有新作，和他那些瑰宝级的旧作相比，也往往有着天壤之别、云泥之辨，他的灵魂不免为此而痛苦，充满不甘沉沦却又欲振乏力的困惑；从中折射出的，正是曹禺的性格悲剧。究其实，创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时期的曹禺，乃是灵魂舒展的曹禺，是毫无拘忌的曹禺；而建国后，进入新时代的曹禺则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烦恼，面对种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不得不戴着假面具生活，暴露出人性中极不真实的一面，却把自身求真向善崇美的主要一面遮蔽了。其创作的大失水准大跌眼镜可想而知。相比于曹禺不堪的晚景岁月，我们多么怀念前期的曹禺，怀念那个排空驭气魔笔生花的曹禺。从心灵燃烧个性独具的卓越的创造者，到谨小慎微世故窝囊的平庸的“求生者”，这样一位天才的下坠轨迹，活生生上演了一出江郎才尽的人文悲剧。恩格斯曾说歌德身上集中了种种矛盾，有着魏玛宫廷大臣的庸俗之气；对于曹禺亦应作如是观。新中国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压迫，磨平了他的棱角，伤害了他的性情。今天，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谈论曹禺，如同谈论一个未曾完成的伟大传奇，唯有一次次在惋惜中嗟叹。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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