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海上灯火梦中月
作者：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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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你一直对温柔妥协》《玉米的咒语》《辣椒式的口红》等多部；散文集《异乡人手记》，诗集《天堂鸟》《伦敦，危险的幽会》等。代表作：《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
四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等国出版。三部长篇被译成21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中国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评为《中国图书商报》十大女作家之首，称为“脂粉阵里的英雄”。
漂泊之人哪怕获得了安身之地，拿起笔来，还是漂泊。虹影的小说，人物大多在磨难之地移动，从《饥饿的女儿》到《Ｋ》再到《上海王》，主人公都是走在人生的边缘，晃晃悠悠地平衡着生与死。我一直惊异虹影的不安定，似乎从重庆到北京，从上海到伦敦，这个时间从来没有给她温馨的满足，下笔处处有创伤。当然，这也是我特别赞赏她的地方，因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她还没有“不惑”的迹象，还处于发问的焦虑和探寻的倾斜中，这是作家最好的状态。假如有一天，虹影的小说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圆满，人物光辉灿烂地驻步于幸福的终点，那倒让人忧患了。这就像《浮士德》中的死亡时分：“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一瞬间浮士德失去了灵魂。
怀着这种期待，去读她的《上海魔术师》，忽然会有些茫然地陌生。这本小说的人物还是大上海的浮萍，围绕着大世界这个孤岛，忽远忽近地活着。但结局却是空前的浪漫：一对因魔术而结缘的少男少女终于会合在茫茫的大海上，“真正在一起了”。这无比完美的结合似乎终结了虹影小说中惯常的悲剧性，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老实说，我是先看了《上海魔术师》的梗概，再细读全文，内心里有了些哀悼的感觉，想看看虹影为什么突然放弃了在路上的开放性，操作起封闭而危险的浪漫主义。
读完之后，才明白虹影和我们耍了一个魔术。她的这本书又是一个开始，其中的坚持与拓展，都延续了独立写作的探索性，尤其是“所罗门”和兰胡儿，更是在她的小说中前所未见的人物。
一、哈哈镜下“所罗门”
所罗门是《上海魔术师》中的一号男配角，是个渐入老境的犹太人，来自俄国。这类人物在俄国的流亡文学中比比皆是，蒲宁、纳博科夫等大师，都写过这种去国的流离者。而在中国当代文坛，这种人物却属于罕见的品种。
这类人物，不好写。
犹太人没有祖国，安身立命除了依靠犹太文化那世代相传的神秘传承，还有无人能及的赚钱本能。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天衣无缝，造就了犹太人水银泻地般的生存能力，在浩劫纷至的历史中一线单传地延续下来。上海滩曾经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其中最大的冒险家哈同，就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若想把这种人写得活灵活现，断然要换一种思维，要能上天入地，忽圣忽俗，将犹太人的智慧从骨头深处写出来，不然就空洞无物。
虹影《上海魔术师》中的所罗门，“皮肤白里泛点红，鹰勾大鼻子，个子有五尺半，半个啤酒肚，多年颠沛流离也没有瘦得住。他只有一套西装，一身黑西服高顶帽，外加一件黑大氅，只要穿戴起来，便是整个上海滩最威风凛凛的人。胡子一旦抹上金刚蜡，只怕就是整个远东最神气的人。但是戏装一脱，他就比任何一年都更潦倒，露在黑礼帽外的头发花白，油光谢顶。”虹影的人物描写，总是这样简单鲜明，但这个所罗门在虹影的笔下人物中，多了一些难得一见的悬疑元素：他的私生子血缘、他的流浪生涯、他对于上海的“发迹”梦想、他在关键的时候每每说出的Abracadabra咒语，还有，他那上了锁的宝贝木箱。一切都朦朦胧胧，构成了他魔术师的神秘魅力。西方的、下层的、流浪的、犹太人——这一切在上海，会有什么点铁成金的前景？换句话说，所罗门在上海这个移民大熔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身份变迁？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事关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虹影一开笔就埋下了一个悬念，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难题：如何界定所罗门的上海视野和行动路径？这直接决定着《上海魔术师》的叙事方法：如果让所罗门发挥出街头流浪者功能，或许可以全景式地展示上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社会，通过所罗门的眼光和遭遇，透视三教九流，写出一段乱世风云。这种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诱惑，确实也是茅盾《子夜》之后不少作家的追求。然而虹影的叙事方针却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将所罗门框定在小小的“大世界”这个孤点上，滤去了乱世的繁杂，只让他极其有限的人物关系里呈现本色。数数《上海魔术师》的有效人物，不过是所罗门、加里、兰胡儿、张天师、燕飞飞、唐老板、苏姨区区可数的七个人，场地几乎没有离开大世界这个娱乐场。这样的写作安排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此时小说的推进全有赖于时间的递进和因果的深化，而不能指望空间的漫延。作品的分量，当然也就看作家有多少功力向人物的精神纵深推移。据我的观察，虹影的长处并不在心理意识描绘，她如果硬是向着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或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方向突进，专力刻画所罗门精神世界的嬗变，这部小说将会迫使虹影在局促的方法实验中蹒跚而行，失去了叙事的自由。
当然，这并不是虹影的选择，她以魔术师的机巧极其轻灵地操控了小说的演进，寻找到了情节化的小道。其中的奥秘在于她精心构造的抒情性叙事的视点变化，而且将这种变化自然地依托于所罗门的性格属性之上。所罗门在《上海魔术师》的登场，极具夸张性：他对于自身，有着梦幻般的自诩，“大卫的儿子，只可能是我”。然而现实的境遇，又是万分的难堪，只能低三下四乞求到一个在大世界“加戏”的边缘性位置。自我意识与社会地位的差距，是所罗门身上不可摆脱的生存悲剧，同时也是虹影对于人类本性的一种理解：既卑贱又高贵，卑贱限制了高贵的过度虚伪，高贵拯救了卑贱的急速沉沦。小说中有一场戏颇为传神：张天师为了拢住所罗门“父子”俩，请他到“名申小酒店”喝酒。两人“喝干见底，就专心致志吃菜，差不多再狼吞虎咽。不是忘了礼节，而是极少享受美食，等不了。脱掉上台礼服，放在一边，露出内衣打着补丁，领子都有汗印，彼此大哥二哥，更加放开性子”。一切高贵，在饥饿面前都片甲不存，但稍微喂饱了肚子，他又恢复了“国王意识”，向张天师开价“两份王家工资”，因为“可以看不起老国王，却不能轻视太子，全国民众最爱戴他”。虹影的写作视点在这一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速描所罗门的“吃相”时近乎俯视，充满母性面对苦难的悲怜；而所罗门酒足饭饱像“国王”般神气活现时，又一瞬间转换为仰视，呈现出一幅哈哈镜中头重脚轻的荒诞画面。写作视点的急速变化，导致了读者判断上的不稳定性：我们无法把所罗门定焦到一个确定的距离，预测他的命运走向。但我们知道，他不可能高贵到舍生取义的高度，因为他过于贫穷，寻食活动占据了他的主要生命活动；但他更不可能崩溃到恶贯满盈的深渊，因为他还有一份在“王”名义下的尊严。
虹影在所罗门身上聚集了她的贫贱道德观：穷人可能很滑稽，但这种滑稽是穷人保持起码的做人资格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是穷人自我救赎的唯一力量。所罗门最后骂骂咧咧地登上开往耶路撒冷的船，但他在这之前，一次次用自己的“魔术”挽救了张天师的戏班子，一天天为加里积攒着去耶路撒冷的船票钱。虹影的小说创作其实一开始就有这种对于贫穷之善的深厚感情，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会出现这类看上去卑微粗俗，却让人忽然间心生感动的人物。《饥饿的女儿》最后一节，六儿又要远行，“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二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叠，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饥饿的女儿》中这短短几行，仿佛一片污浊粗鄙中的豁然一亮，母亲还是那样贫贱，但每一个字都流淌着温馨。“所罗门”与“母亲”的属性相隔万里，但都潜藏着虹影对贫穷文明的深层认同。这大概也是虹影的价值所在：她的文学永远不会贵族化，她最深的依赖，还是那些席门蓬巷粗茶淡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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