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海上灯火梦中月
作者: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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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你一直对温柔妥协》《玉米的咒语》《辣椒式的口红》等多部;散文集《异乡人手记》,诗集《天堂鸟》《伦敦,危险的幽会》等。代表作:《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
四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等国出版。三部长篇被译成21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中国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评为《中国图书商报》十大女作家之首,称为“脂粉阵里的英雄”。
漂泊之人哪怕获得了安身之地,拿起笔来,还是漂泊。虹影的小说,人物大多在磨难之地移动,从《饥饿的女儿》到《K》再到《上海王》,主人公都是走在人生的边缘,晃晃悠悠地平衡着生与死。我一直惊异虹影的不安定,似乎从重庆到北京,从上海到伦敦,这个时间从来没有给她温馨的满足,下笔处处有创伤。当然,这也是我特别赞赏她的地方,因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她还没有“不惑”的迹象,还处于发问的焦虑和探寻的倾斜中,这是作家最好的状态。假如有一天,虹影的小说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圆满,人物光辉灿烂地驻步于幸福的终点,那倒让人忧患了。这就像《浮士德》中的死亡时分:“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一瞬间浮士德失去了灵魂。
怀着这种期待,去读她的《上海魔术师》,忽然会有些茫然地陌生。这本小说的人物还是大上海的浮萍,围绕着大世界这个孤岛,忽远忽近地活着。但结局却是空前的浪漫:一对因魔术而结缘的少男少女终于会合在茫茫的大海上,“真正在一起了”。这无比完美的结合似乎终结了虹影小说中惯常的悲剧性,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老实说,我是先看了《上海魔术师》的梗概,再细读全文,内心里有了些哀悼的感觉,想看看虹影为什么突然放弃了在路上的开放性,操作起封闭而危险的浪漫主义。
读完之后,才明白虹影和我们耍了一个魔术。她的这本书又是一个开始,其中的坚持与拓展,都延续了独立写作的探索性,尤其是“所罗门”和兰胡儿,更是在她的小说中前所未见的人物。
一、哈哈镜下“所罗门”
所罗门是《上海魔术师》中的一号男配角,是个渐入老境的犹太人,来自俄国。这类人物在俄国的流亡文学中比比皆是,蒲宁、纳博科夫等大师,都写过这种去国的流离者。而在中国当代文坛,这种人物却属于罕见的品种。
这类人物,不好写。
犹太人没有祖国,安身立命除了依靠犹太文化那世代相传的神秘传承,还有无人能及的赚钱本能。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天衣无缝,造就了犹太人水银泻地般的生存能力,在浩劫纷至的历史中一线单传地延续下来。上海滩曾经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其中最大的冒险家哈同,就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若想把这种人写得活灵活现,断然要换一种思维,要能上天入地,忽圣忽俗,将犹太人的智慧从骨头深处写出来,不然就空洞无物。
虹影《上海魔术师》中的所罗门,“皮肤白里泛点红,鹰勾大鼻子,个子有五尺半,半个啤酒肚,多年颠沛流离也没有瘦得住。他只有一套西装,一身黑西服高顶帽,外加一件黑大氅,只要穿戴起来,便是整个上海滩最威风凛凛的人。胡子一旦抹上金刚蜡,只怕就是整个远东最神气的人。但是戏装一脱,他就比任何一年都更潦倒,露在黑礼帽外的头发花白,油光谢顶。”虹影的人物描写,总是这样简单鲜明,但这个所罗门在虹影的笔下人物中,多了一些难得一见的悬疑元素:他的私生子血缘、他的流浪生涯、他对于上海的“发迹”梦想、他在关键的时候每每说出的Abracadabra咒语,还有,他那上了锁的宝贝木箱。一切都朦朦胧胧,构成了他魔术师的神秘魅力。西方的、下层的、流浪的、犹太人——这一切在上海,会有什么点铁成金的前景?换句话说,所罗门在上海这个移民大熔炉里会发生什么样的身份变迁?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事关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虹影一开笔就埋下了一个悬念,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难题:如何界定所罗门的上海视野和行动路径?这直接决定着《上海魔术师》的叙事方法:如果让所罗门发挥出街头流浪者功能,或许可以全景式地展示上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社会,通过所罗门的眼光和遭遇,透视三教九流,写出一段乱世风云。这种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诱惑,确实也是茅盾《子夜》之后不少作家的追求。然而虹影的叙事方针却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将所罗门框定在小小的“大世界”这个孤点上,滤去了乱世的繁杂,只让他极其有限的人物关系里呈现本色。数数《上海魔术师》的有效人物,不过是所罗门、加里、兰胡儿、张天师、燕飞飞、唐老板、苏姨区区可数的七个人,场地几乎没有离开大世界这个娱乐场。这样的写作安排有很大的难度,因为此时小说的推进全有赖于时间的递进和因果的深化,而不能指望空间的漫延。作品的分量,当然也就看作家有多少功力向人物的精神纵深推移。据我的观察,虹影的长处并不在心理意识描绘,她如果硬是向着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或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方向突进,专力刻画所罗门精神世界的嬗变,这部小说将会迫使虹影在局促的方法实验中蹒跚而行,失去了叙事的自由。
当然,这并不是虹影的选择,她以魔术师的机巧极其轻灵地操控了小说的演进,寻找到了情节化的小道。其中的奥秘在于她精心构造的抒情性叙事的视点变化,而且将这种变化自然地依托于所罗门的性格属性之上。所罗门在《上海魔术师》的登场,极具夸张性:他对于自身,有着梦幻般的自诩,“大卫的儿子,只可能是我”。然而现实的境遇,又是万分的难堪,只能低三下四乞求到一个在大世界“加戏”的边缘性位置。自我意识与社会地位的差距,是所罗门身上不可摆脱的生存悲剧,同时也是虹影对于人类本性的一种理解:既卑贱又高贵,卑贱限制了高贵的过度虚伪,高贵拯救了卑贱的急速沉沦。小说中有一场戏颇为传神:张天师为了拢住所罗门“父子”俩,请他到“名申小酒店”喝酒。两人“喝干见底,就专心致志吃菜,差不多再狼吞虎咽。不是忘了礼节,而是极少享受美食,等不了。脱掉上台礼服,放在一边,露出内衣打着补丁,领子都有汗印,彼此大哥二哥,更加放开性子”。一切高贵,在饥饿面前都片甲不存,但稍微喂饱了肚子,他又恢复了“国王意识”,向张天师开价“两份王家工资”,因为“可以看不起老国王,却不能轻视太子,全国民众最爱戴他”。虹影的写作视点在这一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速描所罗门的“吃相”时近乎俯视,充满母性面对苦难的悲怜;而所罗门酒足饭饱像“国王”般神气活现时,又一瞬间转换为仰视,呈现出一幅哈哈镜中头重脚轻的荒诞画面。写作视点的急速变化,导致了读者判断上的不稳定性:我们无法把所罗门定焦到一个确定的距离,预测他的命运走向。但我们知道,他不可能高贵到舍生取义的高度,因为他过于贫穷,寻食活动占据了他的主要生命活动;但他更不可能崩溃到恶贯满盈的深渊,因为他还有一份在“王”名义下的尊严。
虹影在所罗门身上聚集了她的贫贱道德观:穷人可能很滑稽,但这种滑稽是穷人保持起码的做人资格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是穷人自我救赎的唯一力量。所罗门最后骂骂咧咧地登上开往耶路撒冷的船,但他在这之前,一次次用自己的“魔术”挽救了张天师的戏班子,一天天为加里积攒着去耶路撒冷的船票钱。虹影的小说创作其实一开始就有这种对于贫穷之善的深厚感情,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会出现这类看上去卑微粗俗,却让人忽然间心生感动的人物。《饥饿的女儿》最后一节,六儿又要远行,“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二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叠,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饥饿的女儿》中这短短几行,仿佛一片污浊粗鄙中的豁然一亮,母亲还是那样贫贱,但每一个字都流淌着温馨。“所罗门”与“母亲”的属性相隔万里,但都潜藏着虹影对贫穷文明的深层认同。这大概也是虹影的价值所在:她的文学永远不会贵族化,她最深的依赖,还是那些席门蓬巷粗茶淡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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