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非常的文本

作者：吕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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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道德批判叙事视角的悲悯情怀
　　
　　小说叙事核心是“事”，然而“事”之所叙又因叙事者的观察视角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奸细》以第三人称人物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徐瑞星鲜为人知的“奸细”生活。这种叙述者道德隐退的叙事视角，使文本的叙事的重点自然落在了人物性格成长变化上，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主人公的“奸细”生活，从而使文本具有了对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进行深切观照的人文色彩。
　　自古以来，人们提起“奸细”莫不恨之入骨，对其大加鞭笞，这使得“奸细”有了万劫不复的意味，然而徐瑞星这个“奸细”不但让人难以憎恨起来，而且让人充满了同情，原因就在于小说采用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真实地展示了他悲剧性格的成长过程，把他刻画成了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人物。小说是以“拒绝——动摇——充当——自救”四步曲来刻画徐瑞星的悲剧形象的。首先他是拒绝当“奸细”的，作为二中的一名老师，他有能力、有良知，深得领导和学生喜欢，虽然经历了婚姻的变故，生活也不富裕，甚至受到学校诸如宁可给尖子生的母亲安排工作，也不给自己下岗的妻子扫厕所的机会的不公正待遇，但当五中用重金收买他当“奸细”时，他还是拒绝了，没有因迷失于利益的诱惑而失去道德的底线，可接下来当他经历了学校生财有道无德，目睹了“尖儿”张泽君骄横的父亲因挑占座位而将自己心爱的学生谢家浩排挤到教室最后，目睹了学校“卸磨杀驴”赶走校工唐老太时，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当他看到老乡加朋友的吴二娃充当“奸细”而游刃有余的生存本领以及获得的世俗幸福，面对“可怜天下教师心”的黄川，面对尖子生的有才无德的骄横以及对老师的关爱麻木不仁时，他已经难以招架时代和社会对他的围逼，不得不向现实缴械投降，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奸细”。小说没有将目光放在对徐瑞星道德沦丧和利欲熏心的指责与批判上，而是用非道德批判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他“奸细”性格的成长过程，使得小说通篇充满了对他的命运的深切悲悯和人文关怀色彩，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来自心底的强烈震撼，从而对其产生了一种深沉的悲悯情怀。
　　小说的人文关怀还表现在作者采用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冷静讲述了徐瑞星面对错误现象所做的错误抗争，从而展示了人物在时代和社会的合谋下，沉沦之深和自救之艰，流露出对人生的某种担忧。如果说徐瑞星充当“奸细”是无奈之举，那么作为一个良知未泯的教师，当他面对“掐尖儿”现象时，还是萌生出了反抗的豪情。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他却选择了以充当“奸细”出卖学生，牺牲道德和尊严的方式来达到反抗的目的，以至于以错抗错，错上加错，将自己彻底地迷失。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每一次出卖行为都有正当的理由：第一次出卖花远辉是为了给五中“尖儿”被掐一个平衡，还心地善良的朋友黄川一个人情；第二次出卖汪文强是为了给受欺辱的同事康小双一个报仇的机会，出一口心中的恶气；第三次出卖自己班的尖子生谢家浩是要和这种不正常现象进行理直气壮的抗争。然而这正是他的悲哀之处。他做得越彻底，迷失得就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有趣的是面对此景，叙事者躲在背后，不作任何道德的干预和提示，而是任其在堕落和自责的矛盾心理中痛苦挣扎，完整细致地展示了他充当“奸细”的心理处境。这使得文本不但具有了令人窒息的逼真感，而且也使文本具有了追问道德缺失导致人生巨大悲剧的意蕴，使读者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在现实中，我们是不是也在所谓的为了维护正义的借口下，正在做着害人又害己的事情而浑然不觉？
　　当然小说采用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是和人物的“奸细”身份与故事的发展相吻合的。为了“掐尖儿”各个学校都在外校培养“奸细”，但小说一开始并不对人物的是非作出评判，这样就避免将徐瑞星的“奸细”身份泄露给读者，甚至让他的朋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是“奸细”，为他从事“出卖”活动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使故事具有了许多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发展点，从而吸引读者不断看下去，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思考空间，体现出小说叙事要好看好读的基本原则，显示出了罗伟章在把握现象、刻画人物所具有的非凡才华。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教师和学生形象，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在强大的社会世俗力量的包围下，底层知识分子在沉沦和自救中苦苦挣扎的艰辛人生，也看到了底层知识分子人格中尚存的自省、正义和责任，这使小说具有了既感伤又温暖的双重基调。
　　作者系河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①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03页。
　　① 罗伟章：《奸细》，《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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