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重读鲁迅的《离婚》

作者：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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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庄木三点钱时，“慰老爷从那没有数过的一叠里取出一点来，交还了老畜生，又将两份红绿帖互换了地方，推给两面”。互换红绿帖表示已经办完了离婚的手续，慰老爷主持这一手续自然也得到一笔钱。看来施家准备了两笔钱，一笔送慰老爷、七大人，一笔给庄家（不止九十元，防止要价过高，可喜的是略有节余）。一旦三方点清了洋钱，就“恭喜大吉，总算解了一个结”了。由此倒推上去，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庄木三在去慰老爷家赴会途中心情有些烦躁不安——那无非是怕有什么节外生枝以及到手的钱不够多而已。
　　不管爱姑有多么勇敢、泼辣，她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她的致命伤，于是只能成为别人算账时的一个筹码。先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讲演中讲到妇女解放必须先取得经济权，这一层意思在《离婚》中也流露得相当明显。
　　鲁迅自己说过，《离婚》“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情节展开几乎完全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进行的，很少有作者的叙述和分析。开篇就是在船上的一番对话，读者明白庄木三父女此行何去，前因又是什么；到了慰老爷家以后，又几乎是全用对话来展开，一步紧似一步，终于逼出高潮来；矛盾解决以后又是一番对话，故事就在对话中结束。其间略有心理描写，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全篇很像是一组电影镜头；鲁迅先前的小说还不曾用过这样的写法，在当年的文坛上也很少有人这样写过。
　　主要用对话来推进情节困难很多，而艺术正是克服困难，鲁迅在这里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在西方文学史上，古典小说家几乎全用分析的方法展开故事，到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才开始有人尝试着主要用对话来推动情节。英国著名小说家兼理论家伊丽莎白•鲍温（Elizabath Bowen 1899～1973）曾经谈到过这一点，她写道：“如何使读者不断看到人物继续表演，参加活动，并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或者通过分析，或者通过对话。分析法是过去一贯使用的方法……作者走进书中来，进行干预，对他笔下的人物的行动进行解释，自己出头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大约三十年之前，作者普遍使用的是分析性的表现法。这种方法多少给人以模糊、迟缓的感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另一种表现手法终于冲破了这种絮絮不休的分析法的迷雾，这就是明快、锐利，近于争吵般的对话表现法。年轻的海明威是当时这种表现法的伟大的代表人物”（《小说家的技巧》，傅惟慈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鲁迅不但是首先采用此法的中国作家，而且比海明威（1899～1962）青年时代诸作更为纯熟。海明威早年的作品几乎全写打鱼、狩猎、斗牛、拳击之类，其优秀的作品问世较晚，如《战地钟声》（1940年）、《老人与海》（1952年），都已在鲁迅身后了。
　　《离婚》显示了炉火纯青的讽刺艺术。鲁迅先前的作品中讽刺往往只涉及部分人物，命意也较为明显，如《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离婚》则对其中的全部人物一概予以讽刺，这里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更不必说英雄人物了。即使是作品中偶一露面的很次要的人物，例如受到爱姑驳斥的八三、信口开河的胖子汪得贵、哼佛号的两个女人、瘪得像臭虫似的少爷、七大人手下像木棍的仆人等等，在鲁迅笔下都显得那样丑恶、荒谬、不堪。鲁迅的行文婉而多讽，往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即以老、小畜生为例，作品中写道——
　　
　　（爱姑）便偷空向四处一望，只见她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虽只一瞥，但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见得苍老了。
　　
　　他们忙“离婚”实在忙得很辛苦。在慰老爷家的客厅里，老、小畜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只有小畜生在形势危急之际向七大人告发了几句爱姑的劣迹，也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到最后，红绿帖互换了，洋钱也数清楚了，慰老爷宣布“事情是圆功了”，又说要请大家喝酒，实际是宣布送客，于是——
　　
　　“谢谢慰老爷。我们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 庄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这里将施、庄二家合写，表现的是他们这些一丘之貉在办妥“离婚”之后如释重负的欣慰之感，写得实在很是含蓄有味。讽刺无须锋芒毕露。“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至今仍然大有可以借鉴之处。
　　作者系江苏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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