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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的隐喻空间
作者：林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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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但延续了作家对国民性的思考，延续了作家“救救孩子”的呼号，而且有了更深层次的担心。对于小伙计而言，成人世界给予他的仅有的一点温情竟是来自孔乙己，可怜的一点点诚实守信的教育也是来自孔乙己，这实在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一片灰烬上偶见一点一闪而逝的光亮常常让人坠入更大的悲怆。孔乙己传授知识的行为，可能出自惯性，可能出自一点卖弄、虚荣的心理，但毕竟其中的主动性，其中的文化人的良知和传播文化的特殊使命感，在他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平里也并未更改，它显得可贵，也显得悲壮，我们理应向他献上一份敬意。
在作品里鲁迅苦心经营了一个“我”，让童年的“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而让成年的“我”作为陈述人、评断者，两者是人物和叙述者的关系。一个是二十年前在咸亨酒店进进出出的小伙计，一个是二十年后在小说《孔乙己》中进进出出的“我”。亲历者和叙述者、评断者合而为“我”，共同担负起叙事的责任。小伙计不是一个穿台而过、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而是带着自己戏份的重要角色，甚至由他牵连出一个更加宏大的主题。鲁迅觉得从现在“十来岁的孩子，便可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④。作为小说叙述者的“我”，显然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是站在成年人的立场说话，我们能从他冰冷的回忆里清楚地认出：事隔多年之后，他对自己当年的无情并无反省，童年经验最终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非人”，这是一个我们最怕看到的结局。小说讲的肯定不是小伙计自己的成长，而是一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的成长就肯定关乎整个中国的命运了。
鲁迅曾在他的大批作品中，生动塑造了众多的孩子形象。《故乡》里的少年闰土、水生、宏儿，《社戏》里的双喜、阿发，《风波》里的六斤……虽然他们的身世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故事不同，所引发主题也不同，但这些作品里的相关内容大都采用抒情笔调，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是成人文学也是儿童文学，好多作品令小读者爱不释手。但《孔乙己》中没有诗意，它是反诗意的，小伙计没有天真、纯洁的童年，世界早早地让他冷下了心肠。
鲁迅当年曾激烈反对自己的小说集《呐喊》进课堂成为孩子们的读物，他是不想让他们看见太多的旧时代的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这是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可贵提醒，是一个文化使者的人文关怀，是一个主动担任孩子“灵魂工程师”的成年人的精神大境。
三
孔乙己是他人的玩偶，符号化的他始终处于被观赏的地位，摆脱不掉被消费的命运，讪笑和消费孔乙己被时风默认为合法。掌柜、酒客还有小伙计都借助从孔乙己的痛苦中获得的某种满足感，来实现心理的平复和补偿。孔乙己的“可笑”是被指定的，他的这种玩偶身份也是被指定的，在文化领导权争夺战中输得分文不剩的他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人们把孔乙己等同为一个犯罪者，这样看客们才能取得绝对的心理优势，才能安置自己其实很心虚的人生。孔乙己只能甘受惩罚，他那种被众人强行想像出来的罪责永远不可豁免。
咸亨酒店显然不是一个可爱的去处，而是单调、无聊的所在，可只要孔乙己一来，就会立刻爆发出笑声，以至使“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小说里十二次写到了人们对他的嘲笑（全文总共出现了十四个“笑”字）。这些笑都是往孔乙己的伤口上撒盐，他的任何身世、经历，包括他的呻吟、致残、死亡都无一例外地被故事化了，成了人们乐此不疲的谈资、笑料，成了人们想方设法猎获的情节。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身体受苦的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⑤。那群人开怀大笑时，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贫困一望可知，他们被异化的真相也跃然纸上。
我们真的同情孔乙己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孔乙己虽然不是我们的消费品，但至少我们觉得他是个“怪胎”。他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再加上生性好喝懒做，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了，“便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如此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他，落个如此下场简直是活该。得出这一结论时，我们观察的角度可能恰好离看客更近一些，却不是鲁迅的位置和方向。
“死要面子，自命清高，迂腐不堪”、“热衷科举、好逸恶劳、麻木不仁”的孔乙己穷愁潦倒而死，对于这样的结局他自己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但那个时代却要负更大的责任。孔乙己是小说中唯一的人性未泯者，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质朴、善良与诚信。在一个合理社会，知识是应该分得一点儿权力的，孔乙己却在社会权力分配中两手空空，社会没有给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留下半点儿生存空间。不和谐的社会，必然带来自私、麻木、恶毒、不合作的世风。看客们不能满足于只做偷窥者，他们要让孔乙己的生活整体去蔽、毫无遮挡地全部暴露出来，以便他们大大方方地观看、发问，让他们公开做一群精神猥亵者。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⑥这是鲁迅在早于《孔乙己》十多年的《文化偏至论》中的言论，这是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总意见、总纲领，也是他全部文字表达贯穿性的母题，是他从未离开过的人文理想的主线，所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意全盘否定。他“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实际上是为了唤起对民族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沉积作一番具有革命意义的清理”⑦，这种清理是有一个“重建”的前提的，他也因此对总是带有某些物质属性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性对人的物化现象保持警惕。错过这些，我们就不会真的听得懂早醒者鲁迅。
时代变迁，今天的孔乙己一下子阔绰起来了，不但自己有了金身塑像，而且使曾目击他种种磨难的咸亨酒店也获得重建。“孔乙己黄酒”、“孔乙己大酒店”、“孔乙己矿泉水”、“孔乙己火锅城”、“孔乙己时装”等等诸多名目一时难以计数，旧时小伙计很不以为然的茴香豆因冠以“孔乙己”品牌而声名远播。自己死于贫困却给后人带来了巨大商机，这似乎是孔乙己万万不会想到的，他只会朝暗处投去一个苦笑。因为这一切早已与他无关，他身后的传统文化不过是再一次被消费文化误读、解构和利用罢了。
“当我们感到孤独一词的含义时，似乎对艺术已知一二。”⑧当我们在《孔乙己》中读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时，才是深深地理解了鲁迅。作家陷于长时间的痛苦的思索之中，一切都要由他自己来作答，没有对话者，没有交流者，长夜漫漫，他必须独自应战。借助回溯性叙事中的特殊视角，《孔乙己》揭示了一种文化衰败的特定历史轨迹，记录了人们在物欲面前主动接受异化的沉重一幕，不声不响的、至为平静的文字里却弥漫着作家沉痛的隐忧。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副教授，燕山大学兼职教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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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晓明：《太阳消失之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② 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
③ 《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3期，第28页。
④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⑤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6月版，第36页。
⑥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⑦ 杨义：《晨窗剪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55页。
⑧ [法]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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