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酷似小说的杂文与作为杂文的“小说”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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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为“给小酒馆打杂”的“我”“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对唤起人们觉醒的“智识”的看重还并非为鲁迅所独具的话，那么看日报而能见察于虚无哲学的荒谬本质和险恶用心者，则不仅是鲁迅其人其事的实录，也只能为鲁迅所独具，而行文中浓郁的反讽意味也更彰显出鲁迅写此文的杂文旨趣。当然，鲁迅也曾将类似的看日报的感受写进小说里，就在写《智识即罪恶》的翌年，他就把在日报上看到的胡梦华对湖畔诗人汪静之《蕙的风》的“含泪批评”，分别写进了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和小说《不周山》。然而，《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是对看日报的感受和胡梦华事件的实录与确指，而《不周山》则是隐喻，胡梦华其人也被艺术化地处理为蕴含着若干胡梦华的“古衣冠的小丈夫”了。毫无疑问，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样，《智识即罪恶》一文也是对作者鲁迅看日报情景的写实和确指，而且与“我”在地狱中见到的“朱朗翁”之明显影射现实中的朱谦之形成了杂文旨趣上的整体呼应。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文中的看日报情景和感受不是为了小说的创作需要而作了艺术虚构，而是为了实现杂文的使命而作了真实的写照。
也许有读者难免要做出这样的质疑：就算看日报的情景是对鲁迅其人其事的实录和确指，它在文中也不过才占了一个小段落，比起全文虚构的人物、虚构的情节、虚构的梦境来，它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是的，文中直接写实的内容确实不多，但我们却不能小觑了看日报感受对整篇文章行文及其创作指归的影响。事实上，不仅鲁迅的著文动机由此引发，而且所有具有虚构特征的文字都是围绕这个真实事件而展开的形象性联想。不论我们能从这些联想性内容中分析出多么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蕴含，它们在这篇文章中的整体表达功能都没有偏离鲁迅极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揭露朱谦之“智识即罪恶”的荒谬本质及其由此而对觉醒者造成的荒诞险恶的生存环境。由看日报而有感于“智识即罪恶”——因“智识即罪恶”的困惑而请教老师——由请教未果而坠入地狱——在地狱里也难逃朱谦之（朱朗翁）的魔影——遂在“油豆滑跌小地狱”里因智识的纠缠而惨遭滑跌——直到跌得发昏方才还阳……文中虚构的内容皆因鲁迅对“智识即罪恶”的现实感受而得到整合，它们看似越出了鲁迅的实生活，却完全契合鲁迅为文时真实的自我感受，是鲁迅“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②。现实中的朱谦之与地狱中的“朱朗翁”一样荒唐蛮横，现实中的鲁迅和地狱中的“我”一样惨遭滑跌、险象环生。可见，此文中的虚构不仅不似小说的纯粹，而且这些契合于杂文命意也沟通了鲁迅现实感受的虚构，又必然与文中的写实、确指和明显影射的内容一起，推动着鲁迅自我形象与论敌关系的全面还原，一切看似虚构的内容都因论者与论敌关系的凸显，而集中彰显出此文揭露一个荒谬命题的杂文写作旨趣。由此，《智识即罪恶》一文中虚构的“我”与作为论者的鲁迅之间，小说的笔法与杂文的旨趣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使得文章在“虚”和“实”的艺术整合中，在小说和杂文文体形式的自由选择中，实现了对杂文命意别开生面的艺术表达。
其三，小说，尤其是鲁迅小说，其思想和艺术蕴含往往都具有多义性，它们不是靠着小说家清楚明白的确定性语言所指，而是小说家源于经验世界又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形象创造和艺术提升，从而达到富有审美弹性和艺术张力的不确定性能指；而杂文，尤其是鲁迅杂文，往往是现实针对性和历史穿透性的沟通，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共振，因而它需要语言上的确指，需要明白地彰显作家为文的动机，需要让读者毫不费力地感知文章的锋芒所指。我们看到，尽管《智识即罪恶》有着明显的虚构特征和小说笔法，但一切虚构和形象表达不仅铺垫烘托、内在沟通着作为论者的鲁迅自我，而且通篇在行文上紧扣杂文的标题，不断地凸显关于“智识”、“智识即罪恶”的语言确指，不论是现实感受还是梦境体验，不论是阴间还是阳间，凡是具有精神觉醒特征的智识者所身置的险恶生存环境，所经历的惨痛遭遇，无一例外地皆因“智识即罪恶”这个虚无哲学的弥漫渗透。而文章结尾更是呼应着杂文题目和行文中紧扣题目的语言确指，这简直就是对全文的杂文意旨的总结性导读，一切具有小说文体特征的虚构，都归于对这个明白无误的杂文意旨的画龙点睛般的揭示：
解决这问题，用智识究竟还怕是罪恶，我们还是用感情来决一决罢。
“用感情来决一决”，正是本文变正面反驳为形象揭露的最好判断方式。我可以断言，凡是具有对鲁迅作品阅读经验的读者，都不会因该文小说笔法的运用而无端越过鲁迅对“智识即罪恶”这个荒谬命题的集中揭露，从而作出只有小说才有可能出现的多种创造性误读。我甚至认为，即使朱谦之本人读到这篇文章，一定会自知鲁迅所指何人何事的。至于胡先生从该文读出了鲁迅的“铁屋子”体验，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铁屋子”体验是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现实人生的整体性悲剧感受，并非只有在小说创作中才能实现对“铁屋子”体验的艺术表达，只不过胡先生太注重通过《呐喊》的阅读经验来完成他对该文的小说文体确认。
此外，胡先生还为鲁迅此文设定了一种可能性的创作过程，从而认定鲁迅虽有明显的杂文创作动机，却于“不经意”间写成了小说，后来又“被鲁迅不经意地编进了杂文集《热风》”。我认为，设定也仅仅是可能性之一种，毕竟与认定还有距离。说鲁迅“不经意”用了太多的小说笔法，使该文呈现出酷似小说的文体特征，这恐怕还是事实，而说他“不经意”地把《智识即罪恶》编进了杂文集《热风》，却值得我们斟酌：鲁迅不仅因明确的杂文创作动机而拟定了一个杂文标题，而且在写此文四年后的1925年编定《热风》时，仍清醒地意识到该文的杂文使命：“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③可见，鲁迅从创作《智识即罪恶》到将此文编进杂文集《热风》，不仅不是“不经意”的，而且是异常清醒明白，十分“经意”的。
三
从对小说的文体体认着眼，胡先生认为《智识即罪恶》“无疑比《一件小事》《鸭的喜剧》《兔和猫》和《社戏》更具有完备的小说艺术形态”，对此，我是基本赞同的，但说“它完全可以和《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一起成为《呐喊》的不朽杰作”，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我认为，即使《智识即罪恶》“比《一件小事》《鸭的喜剧》《兔和猫》和《社戏》更具有完备的小说艺术形态”，它的意识底蕴也在于写杂文，在于集中戟指一个荒谬性的论题，而《一件小事》等小说虽不充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艺术形态，但他们的意识底蕴在于写小说，它们所具有的明显的散文化特征，也从一个方面证明鲁迅有意突破传统小说叙事规范的现代性艺术追求。《智识即罪恶》之所以无法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一起成为《呐喊》的不朽小说杰作，不仅因为《狂人日记》等诸篇小说杰作曾得到鲁迅较高的自我定位，而且更在于这些小说丰富的意义蕴含和全新的艺术开拓，已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说不尽的话题，“狂人”、“阿Q”、“孔乙己”等艺术形象，既蕴含着鲁迅深刻的自我生命体验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又成为中华民族某一部分或整体性精神悲剧的集合性艺术反映。而《智识即罪恶》虽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小说文体特征，但它所彰显的是极具现实针对性和意义确指性的杂文旨趣，它实现的是由具体现实问题的触发而迫切需要实现的杂文使命，它可能是一篇艺术价值很高的杂文，但却不是一篇小说杰作。
当然，《智识即罪恶》一文到底还是鲁迅杂文中较为特殊的一篇，其酷似小说的文体风貌，也可能让今天的一些读者在小说和杂文之间产生阅读上的困惑。我认为，由于岁月造成的历史间离，如果有读者将此文作为小说来阅读，也不失为一种读法，但如果一定要以今天的读法去取代鲁迅的原初追求，或者以一种善良的主观愿望去认定鲁迅偏离了杂文创作动机而写成了一篇小说杰作，那么，不仅鲁迅这篇文章的文体之辩难以了结，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经作家自我文体确认又经历史定位的不少作品，也难免因此而引发更多的文体之争，从而成为一桩桩纠缠不清的历史悬案。
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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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鲁迅：《热风•题记》，《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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