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作者：施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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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就有必要说说这篇小说的结构。小说开始是以女子为视角的，在女子的目光牵引出男人之后，就纯以男人为基点叙述（后来男的面试失败，她耐心劝慰他时还有几处“心理描写”），两者所占篇幅比例大概在1:5左右。这个比例显然是不对称的。我最初的猜测是这样：作者开始的构思可能像开头显示的那样，是以女子为视角的，后来放弃了，选择他更有把握的男人作为中心，但是这个开头却保留了下来。可是，更明白的事实在于，把整篇小说完全整合到男人的叙述之中并不是困难的事，作者为什么留下这样的痕迹呢？我想了想，以为这也可能是作者的一种暗示。像上面分析的那样，女子在对“像恋爱”的刹那感动发表过“真好”的感慨和评论之后，几乎完全被作者隐去了她的主观感受，我们能看到的，是男人情感的逐渐深沉，那么，女的是不是也像男的那样有一个变化呢？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女的正生病，男的要请她的客到医院，她的反应是这样的：“到底上过一次床，又太孤寂，她无缘无故地就拿他当了亲人，是‘一家子’才有的口气，‘唠叨死了你！’”这简直是情人间温馨的小打小闹了。到小说结尾，他们共同选定她的丈夫的这段描写十分精彩：
他把手机拿过来，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最终说：“还是姓郝的吧。”她想了想，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还是收入多一些稳当。”她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商量的进程是如此的简单，结论马上就出来了。她就特别定心、特别疲惫地躺在了他的怀里，手牵着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后来她说：“哥，给我穿衣裳好不好嘛。”撒娇了。他就光着屁股给她穿好了衣裳，还替她把衣裤上的褶皱都拽了一遍。他想送送她，她说，还是别送了吧，还是赶紧地吃点东西去吧。她说，还有夜班呢。
离别的时刻很平静，连送别的仪式都免了。女的撒娇，不过是她对这个特殊时刻的一种刻意的处理方式，而我们略加品味就嗅得出这里面味道：并不是她无动于衷。作者开头以女人为视角的那些书写，目的是在提醒读者：男、女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凝视是双向的，一方的打量总有相同的“反作用力”聚集在本人身上。男的对女的有爱情，反过来同样如此。
一对男女在陌生的城市里相互安慰，是发乎“情”；而他们在情意正浓的时刻放弃这段感情，却也合乎“理”。只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生活逻辑，即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很明显，男女主人公在小说里都没有姓氏，没有面貌。这应该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暗示。如果某种观念在一群人当中获得广泛的“认同”，那么从这群人当中随机抽取案例显然比指名道姓要更有说服力。毕飞宇此处隐去主人公的名姓，突出他们的年龄和家庭及教育背景等内容，正是意在强调这一群人相同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男的大学毕业没找到体面的工作，他那次失败的面试应该也代表了他其余若干次的尝试，这样自然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宁可在深夜做搬运蔬菜的体力活。女的呢，我们循着蛛丝马迹搜寻过去，也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同样地不尽如人意。我们只要怀有“同情的理解”之心，对这样的结局也就不能轻率地加以指责。我们毕竟站着说话腰不疼，而他们更不能将爱情当面包。所以，毕飞宇用轻盈、细腻的笔调记录下来的这段“相爱的日子”，其实正是在陈述爱情的消亡——而且，正如我们不乏同情那样，毕飞宇也赋予了善意的理解，但他更严峻的言外之意在于，爱情的消亡竟然是当事人事先、暗中的默契。这才是小说真正深刻的地方。
因此，说毕飞宇仅仅反映了一种社会问题，就是不准确的。《相爱的日子》要说的是，谋生如此艰难，爱情到底可以在这样的人生之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鲁迅在《伤逝》里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就小说来看，男女两位主人公尽管都很辛苦，活下去却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他们日后会不会后悔现在的轻率呢？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以为不会。小说提及他们各自以前的感情经历，用了“无疾而终”这个词。正是这一次两次的“无疾而终”，抹平了他们感情的棱角，而假如他们在爱情上的迟疑和冷漠全是个性的原因也就罢了，可从他们后来的态度来看，显然并非如此。所以更可能的是，就像他们分别之际那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一样，他们日后思及这段经历，也只存有一种遥远而朦胧的简单的记忆而已，换句话说，其意义不过在于它曾经是自己人生的一块碎片罢了。因此，小说最终告诉我们，生活的重压造成现实中的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美好价值的主动疏离和背叛，就构成了人的异化。不夸张地说，甚至我们对主人公境遇的“同情的理解”，究其实质就也是一种异化。
我这样理解，并不就认为作为善的存在的某些人生价值的绝对性，也就是并不将这些价值本质化。就像并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抽象的爱情一样，人生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被经历的具体存在，它不应该被本质化，不可能和具体的、历史的人脱离联系。正是因为这些具体而实在的美好的东西，生活才值得期待，因此，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放弃人生的某种美好的东西，总是一种悲剧。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相爱的日子》之所以是书写了一个悲剧，正因为两位主人公经历并体验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主动放弃了，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主动抓住这个东西，故事的悲剧色彩就更加沉重了。所以，虽然毕飞宇的叙述始终从容不迫，从头到尾都充盈着一股细腻的温情，只是我们实在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压在纸背的深沉的思考。生活本来就是“含泪的微笑”，我们应该抱怨吗？或者，难道我们不应该抱怨吗？前者是承认现世合理性的犬儒主义，后者则是追求价值的理想主义；仅有前者，我们生活在现实的每一天都有着情何以堪的痛苦，而失去了后者，人也就沦为沉溺于饮食男女的行尸走肉。毕飞宇仍然脱离不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但他把这种追求完全隐没在日常生活当中了。
生活总是再平凡不过的，毕飞宇的着眼点、着手处就是鲁迅意义上的“近乎无事”的日常生活——理所当然地，它反对的是那种对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处理，更反对对日常生活的庸俗主义态度。毕飞宇在最近的讲座当中说：“所谓技巧，在我的眼里无非就是作品反映出生活的质地、来龙和去脉，或形似，或神似。得‘像’。怎么才能‘像’，作家不通世俗人情是不行的。”④《相爱的日子》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理念。整篇小说，流水一般地记述两个年轻人相识、相聚、相别的过程，书写的是男女之情这样的“世俗人情”，却又言此意彼，浸淫于世俗生活而又超越世俗生活，从而达致对作为存在的人以及人生价值的拷问，既“形似”又“神似”，可以说臻于化境。米兰•昆德拉认为，“让一个人物‘生动’意味着，挖掘他存在问题。这就意味着：挖掘一些处境、一些动机，甚至一些构成他的词语。而非任何其他别的”⑤。毕飞宇所谓的“像”正是囊括了昆德拉让人物“生动”在内的更为全面的对小说特质的概括。它是集生活与创作为一体的一种人生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强调“‘我’就是依据”⑥，换句话说，“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依附于“我”，才能被经验、表达和升华。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来说，《相爱的日子》是已经展现在众人眼中的一个最佳状态的毕飞宇。它是当之无愧的一篇杰作，也是毕飞宇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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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彬彬：《城墙下的夜游者》，毕飞宇，《祖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②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③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
④⑥毕飞宇：《文学的拐杖》，《上海文学》，2007年第7期。
⑤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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