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解构“话语”与颠覆“历史”

作者：郜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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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疯狂年代惊天动地的革命话语，还是现实生活中大家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话语世界，王小波都超乎寻常地嗅出了其中的荒谬气味。他的杂文实质上已经敏锐地触摸到了现实中“文革”遗风的依然存在以及“话语霸权”对芸芸百姓的看似缓慢却又浸入肤髓的思想戕害。只不过鉴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他在杂文里只是把这些社会深处细微的、司空见惯的因而也是根深蒂固的细节放大到那个大家都公认荒谬的年代中去，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 更为重要的是，王小波对 “话语世界”的无情批判并非仅仅针对某段特定的历史，他所拒绝和颠覆的也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本身。比如读《红楼梦》，许多人读出了批判封建社会等等大义，王小波却偏偏从两个姑娘（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大观园里情不自禁地联出“颂圣”诗句的细节，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文人（作者）身上根深蒂固、“融化在血液里”的“忠顺”思想（《沉默的大多数》）；他从耍猴人“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这样一句习以为常的开场白里，看出了话语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对“沉默的大多数”看似缓慢却又浸入肤髓的思想屠杀（《论战与道德》）。此外，对电影《庐山恋》中的恋人情到浓时高呼：“我爱你，祖国”，对电视剧《年轮》里热恋主人公表白时的大喊：“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王小波都认为是一种让人肉麻的虚假和矫情，是对历史的一种粉饰和添魅，这也正是他在自己的杂文里对梁晓声、史铁生等知青作家表示反感的原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杂文里随处可见的“文革”记忆和话语，也导致其文本出现了一定的模式化倾向。他“无法再超越他叙述的层面”，“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脱这样的叙述方式：我年轻时插过队……”⑤更有论者认为，王小波从中国的“文革”时期直接走入“后现代”的美国，他重返归来大陆，对西方文化感受深刻的他看到的仍是“文革时代”的诸多荒谬遗风和根深蒂固的文化顽疾。他的眼睛不是朝向未来，而是不停地凝视着那个不幸的时代所给予他的伤害。他的偏执作为“文革”特定时代的产物，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与局限。事实上，王小波去世前的中国已不是当年乌托邦狂热下的中国，社会改革期所出现的以权谋私的原始积累等种种问题已取代虚伪的“道德理想国”而成为新的现实。从这一角度来说，秦晖先生指出王小波对现实的批判有“慢一拍”的嫌疑是有一定道理的。⑥
　　总之，对革命时期的“话语”进行巧妙解构既是王小波反思历史的手段和出发点，也实际上成为其杂文的主要话语方式。王小波借助历史的隐喻，紧紧围绕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命题，把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文革话语”及其遗风，予以病理学的剖析和诊断，将批判的笔锋敏锐地指向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的负面和劣性，一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理性思考特色，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杂文文体别具特色自成一体，让广大读者在新鲜、愉快的阅读体验里得到了思想的启蒙。
　　作者系河南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① 冯俊：《后现代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78页。
　　②③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第15页。
　　④ 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第64页。
　　⑤ 朱伟：《王小波的精神家园》，《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
　　⑥ 《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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