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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象的背后

作者:李福祥 阚鸿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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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的10月,对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 •莱辛来说,显得格外特别:一是庆祝自己88岁寿辰,二是寿辰前夕(10月11日),收到瑞典文学院的隆重贺礼——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此项世界文坛的最高奖姗姗来迟,但它毕竟最终来了,来到了多丽丝•莱辛那双勤奋而智慧的手里,使她最终圆了自己几十年的宿梦,最终成为世界文坛的一面旗帜。作为在国内从1992年便开始研究莱辛的笔者来说(见中国社科院外文所1993年第四期《外国文学评论》),无疑为这位世界文坛的祖母感到无比的欣慰。此外,还使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莱辛获奖,虽然不能让某些出版商所期待地那样赚取更多的眼球和利润,却使许多有关莱辛的研究文章和汉译作品呈现在了我们的书桌上或者书店里。这无疑是一件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莱辛、熟悉莱辛、热爱莱辛、研究莱辛的好事、喜事。但是,在最近读到的文章中,仍然没有人谈到莱辛的短篇小说《相互之间》,既没有翻译出版,也没有简要评述,似乎人们把它彻底忘记了,或者仍然对它心有余悸,不便贸然讨论,当然就更不敢去肯定其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了。有感于此,笔者把《相互之间》译出来,并发表简要的看法,与广大专家、读者交流,期待大家予以教正。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从1949年步入文坛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苦跋涉,以其敏锐深邃的思想、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以及天才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了以《金色笔记》为代表作的几十部长、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文论、自传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终于摘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标志性的文学桂冠,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学大师,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尊敬。瑞典文学院称赞莱辛“以怀疑的精神、燃烧的激情和预言般的想象力审视了这个分裂的文明,堪称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约翰•韦恩曾经由衷地说道:“平心而论,我认为,自简•奥斯汀之后,还没有哪一位作家比得上她(多丽丝•莱辛)。”类似韦恩这样的褒奖举不胜举。这是读者和评论界的共识。
  在莱辛的文学创作中,与众不同的是,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她不惜花大功夫创作短篇小说。几十年来,她发表了几十部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不少获得了各种著名文学奖项,如毛姆文学奖等),使之与自己的长篇小说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这是莱辛文学创作中的一大景观、也是一大亮点。这里所选译和讨论的《相互之间》,就是莱辛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短篇小说中的一部耐人寻味并颇具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小说曾引起一些不同的解读和看法。
  《相互之间》是一篇汉译文寥寥几千字的小说,所以从字数上看,它是一篇典型的短篇小说。小说所讲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也很简单:人物少,整个故事中出场的只有一对夫妻(女主人公弗丽达和她的丈夫)、一个“哥哥”(弗丽达的情人、通奸者),还有一个并没有出场、仅仅在书中提到的那个“哥哥”的另一个情人艾丽丝;整个故事情节设计也再简单不过了:女主人公的丈夫早上依依不舍地去上班之后,“哥哥”随即“从容不迫”地“潜入”女主人公的屋内,迫不及待地与之通奸,然后,作者就无比细腻、无比生动地描述他们通奸的整个性爱过程:从女主人公的皮肤、体态到她的各种挑逗言行;从他们的彼此勾引到疯狂做爱;从他们的淫秽对话到各自的心怀鬼胎……莱辛无不做了细致的描述。这些描述,从数量上构建了小说的主体(这也是使人产生“误读”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作者的真正意图,也并非故事叙述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在笔者看来,《相互之间》是一篇“小中见大”的作品。这里所说的“大”, 就是指作品的内在容量,即它的被浓缩了的社会意义。读完故事,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掩卷长思:为什么女主人公会那么不忠实于她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她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做那些道德沦丧的事情?她没有工作,天天呆在家里,那么,这种不讲社会道德、堕落为动物本能般的无耻行为肯定会经常发生,那谁该为此负责?人们之间、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信任、忠诚、互爱、和谐等等美好的东西是被谁、又是怎样被践踏、被破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的?等等,人们会问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去思考、去审视、去探究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才是她故意放在画面背后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互之间》是一部篇幅短小、却意义宏大的十分精炼的佳作。那么,《相互之间》所揭示的主要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呢?我们该怎样来正确地解读它呢?
  我们认为,小说里对这对“兄妹”无耻偷情的细腻、生动,甚至有声有色的描述是“表”,深刻展示在特定时期、特点环境下的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以及丈夫与妻子、朋友与情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及其嬗变才是“里”,才是作者的“叵测”居心。作者以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 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一个被战争和资本制度所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畸形关系。这部小说写于英国战后的“福利社会”时期,经过“二战”的残酷洗礼,加上物质上的突然极大满足,人们的精神状态“突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颓废、享乐、实用、以个人为中心、不思进取等等消极情绪、消极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在部分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群中一时甚嚣尘上。这种种社会消极因素的堆积、蔓延、泛滥,使有社会责任心和良知的作家不得不拿起笔,用其独特的方式加以描述和鞭挞,目的是使人警醒。读者在这里,通过莱辛对这种丑恶行为的揭示和鞭挞,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社会丑恶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精神领域的潜在腐蚀和危害,并自觉与之彻底决裂。莱辛对这种丑恶行为描述得越细腻、越生动,对人们心里的震撼力就越大、越有效力。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这部小说,我们就会看到作者在那种丑恶表象背后赋予作品的真正的审美价值追求,看到小说的鲜明的社会意义;而小说的社会意义,正是贯穿莱辛作品的一条鲜明的红线。正如英国作家兼评论家约翰•韦恩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简直不能设想读现代小说的人会不知道多丽丝•莱辛作品的重要性,她的作品以感召力、严肃性以及高度的完整性著称。”莱辛在这里,正是以她特有的感召力和严肃性向世人展示其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思想内涵。用莱辛自己的话来说:“出版一部短篇和长篇小说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用自己的个性和信仰去影响他人的尝试。假如一个作家具有这样的责任感,他就必须把自己,用社会主义的说法,看作是一个灵魂的建筑师。”应当说,莱辛不愧为这样一个“灵魂建筑师”的称号。
  文艺理论告诉我们,艺术对现实的超越和对艺术审美价值的追求,其途径或者形态之一就是以模拟现实生活为手段,通过显示生活这个表象,努力地去建造一所作者心目中的艺术殿堂。这种方法强调生活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尽可能精确地、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使人看上去它就是一幅原原本本的、没有任何删节的生活画卷,是现实生活的忠实再现或者“直接翻版”。但是,如果读者在看完这幅生活画卷之后,再稍加琢磨、品味,就会发现在它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东西,并不得不重新去拷问、审视、解读刚才所看到的生活原型。当然,这样展现生活是有风险的,因为很容易产生误解或者误读,让人在读完“生活的原版”之后,便戛然而止,不知或者不愿再去思考表象背后的东西,从而不能理解作品的真正的艺术审美价值,也不能明白作者对现实的超越的初衷。《相互之间》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作品发表后,就有人认为莱辛不应该创作这样的作品。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女作家,去描述——而且那样“自然主义”地去描述——男女之间的性爱过程,是不体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其实,这些人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生活现实与艺术现实的本质区别:他们所追求的是“生活”与“艺术”的直接对应关系,去寻求它们之间的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这就陷入了一个阅读“陷阱”:因为生活现实与艺术现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艺术现实是作家的艺术想象,它不属于有限的现实领域,而属于作者的自由精神范畴,它是对生活现实的透视或者异化,是某种批判精神或者渴望的含蓄表达。读者和评论家的看法,使莱辛感到某种不适,甚至“后悔”写了这样一部作品(值得顺便一提而有意思的是,莱辛在1996年发表了《再次,相爱》之后,也听到了读者的不同的声音,也曾“后悔”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看到了这幅生活画卷的真正艺术审美价值,即这是一篇有着鲜明主题意义的以“小”见“大”的、思想健康的好作品,它与“淫秽”、“污浊”、“低俗”、“黄色”、“怪诞”毫不沾边,我们切不可被作品的表象所迷惑,一定要看到它的真正内涵。只有这样,如前文所论及的,我们才能正确地解读作品,才能拨开“迷雾”,看清楚它的“庐山真面目”。
  当然,为什么莱辛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她自己的话中得到答案。莱辛讲:“我认识的某些作家已经停止了写作短篇小说,因为按他们的说法,‘短篇小说没有市场’。其他的诸如我自己,则是短篇小说的瘾君子,是会继续写下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作家的庄严承诺,看到了闪耀着灿烂思想光芒的灵魂建筑师的光荣与崇高。莱辛不去迎合商业需要,不去追逐商业利润,而是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去创作社会大众所喜爱的作品,这正是莱辛受人欢迎的一个核心原因。
  作者李福祥系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托普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兼教学督导
  阚鸿鹰系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参考文献:
  [1]Contempotary Authors, Gale Research Company,Michigan,1988,p.509
  [2]Contempot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6, Gale Research Company,Michigan,1988,p.290
  [3]李福祥、钟清兰:《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