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记忆

作者：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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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骨子里，革命情怀，仍然是王蒙的精神支柱。回看时下，阿伦特的《论革命》，托克维尔的《大革命与旧制度》，成为中国学界批判革命的新的理论资源，王蒙却再次表现出他的独特性所在。他依从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思考，坚持了一种“温和的革命者”的立场。这从王蒙的80年代以来的心路历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直在革命和文学、社会关怀和自我超越间游移辗转，在时代的大动荡大摇摆中，力求取得一种协调和平衡，也就是他所言，既可能会是左右逢源，也会遇到左右夹击，既可能会扶摇直上，从容进退，也可能会是高处不胜寒，低处也不胜寒。无论如何，这种姿态，既汲取了王蒙对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的反省和修正，又使得作家自己在“九命七羊”的迂回曲折中，有一种灵活应对、游刃有余的智慧。
　　
　　 三、 在心史和信史之间
　　
　　王蒙是一个主观姿态极强的作家。如他所言，他的许多小说，首先是诗篇。在《王蒙自传》中，对于内心世界的倾泻，成为其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也让我们对作家的创作心态有了更多的理解。古语说，肺腑而能语，医家面如土。王蒙的夫子自道，关于《歌神》与艾特马托夫作品的相关性，关于《球星奇遇记》与王蒙出任文化部长所产生的荒诞感的契合，都让我们大跌眼镜。当年有多少人为了《球星奇遇记》而感到困惑，简单地将其定位为王蒙对通俗文学的探索，却不曾领会一位不会踢球的人在被封为球星后阴差阳错的命运喜剧的底蕴何在。
　　作为当代中国的在场者，作为当代中国文学弄潮儿和见证人，王蒙在梳理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心灵轨迹的同时，他的笔下，也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云烟，文坛的沉浮。比如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是哪一级组织将曾经受到毛泽东保护和称赞的王蒙划为右派，就很值得捉摸，匪夷所思的是，正是王蒙的自我批判中的过度交待无限上纲，使自己陷入困境，为自己罗织了罪名。王蒙一再强调，尽管反右斗争出现那么多的差错，但是，新时期文学中官场出现的“横刀夺爱”、打击情敌的卑劣动机，却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是的，从道德上把被清算的对手搞垮搞臭，既是终南捷径，又容易赢得读者和观众的同情之泪，但是，历史的道德化，政治评判尺度向民间好恶尺度的暗转，在不同的情境下，在自视为在政治上是格格不入的对立面那里，都是屡试不爽的。当年在清算陈企霞的时候，就是从他的情人那里打开突破口，从而一举将顽强抵抗的陈企霞打垮，当《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也以这种手段，塑造新时代的反派人物，我们不是也可以引申出更深入的思考吗？
　　还有王蒙对许多文坛和政坛人物的近距离的观察和描绘。胡乔木对高尔基的评价，不是随大流地称赞其《母亲》，而是肯定他的《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就颇令人玩味，原来，我们认为是高度政治化了的胡乔木，他的审美趣味，却远远高出与我们这些文学中人。周扬、夏衍、丁玲、韦君宜、冯牧、张光年等，也都以各自的音容笑貌令人眼热心动。从《季节》系列和《青狐》，到三卷本的《王蒙自传》，王蒙以相互参照和印证的方式，写出了当代中国文学进程的一个侧影，功莫大焉。
　　当然，对历史的追忆，总是有个人视点，也有回溯往事时有意无意的改写和偏移。王蒙对刘宾雁写作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评述，就曾经遭到读者的质疑，是一篇报告文学引导了王守信的最终结局，还是先有判决，后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还有，在追忆往事的时候，王蒙在材料选取和情感评价上，对一些人，个人的爱憎色彩未免过于溢于言表，这又和他主张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应该“宽容”云云，形成不相吻合的一面。因此，就形成了本文所言，心史有余，信史不足，坦诚有余，宽容不足。这些，都是我们的评价，对于王蒙来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的情感洋洋洒洒地铺排的时候，一个真性情的作家形象，也跃然纸上。这比那种一心要掩饰和拔高自己，把所有的笔下人物都夸成一朵花的写手来说，显然更具有人间烟火气，更贴近心灵的真实。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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