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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７世纪英国教育的双轨模式
作者：李远本
[关键词]英国教育，双轨模式，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9.56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6)04-0293-03
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16、17世纪的英国教育形成了事实上的双轨模式。上层社会中的贵族士绅及逐渐形成的中间阶级，其子弟多数进入公学（Public School）和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部分学生毕业后可继续到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里深造。这些学校门槛很高，一般平民子弟只能进入初级学校。虽然二者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但它们的存在契合了英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1上层教育——公学、文法学校和大学
在双轨模式中，处于上层的是公学、文法学校和大学。公学和文法学校大致相当于中学，其优秀分子可以继续进入大学比如牛津和剑桥学习。接受过上层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一般进入统治集团，主要是国家部门和教会。学校越好，地位也就越高。
1.1公学
公学实际上是私立学校。无论是公学还是文法学校，其主要课程都是“七艺”，即：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其中文法、逻辑、修辞三科最受重视，它们都是为了掌握拉丁语而开设的课程，因为拉丁语当时不仅是官方语言，更是读懂《圣经》、领会上帝意旨的需要。15、16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开始有所变化，更强调理性和实用性。比如著名的圣保罗公学，“建立在一种全新的模式和一整套激进的新课程上。”[1]学习的内空主要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但不是为了学习语言而学习，而是要通过语言学习达到了解亚里斯多德等古代贤人的思想，学校是为了“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 培养学生“对上帝和耶酥的了解与崇敬以及基督徒的良好的生活和行为方式”[2]。所以，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不仅品格高尚，观念也更为先进。
1.2文法学校
文法学校在许多方面都和公学一致。不过它在师资、规模、教学质量及学生前途上都不如公学，学生也不像公学学生那般显赫，所以一般走读而不是像公学那样住读。但是，文法学校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公学。据估计，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600～700所文法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除部分进入大学外，“其他的可以进入贸易领域或响应其它部门的召唤”[3]。
1.3大学
公学和文法学校的一部分“在校期间表现最为出色”、“最适合为教会和国家服务”[3]的毕业生可以继续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深造。16、17世纪，由于王权的加强，大学逐渐“通过调整来适应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4]。而王权也通过对大学的资助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正如历史所发生的那样，众多来自牛津和剑桥的精英反过来为王权的巩固和国家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贵族阶层或新兴的乡绅（Gentry）、约曼（Yeoman）上层及富有的城市市民家庭。在当时牛津大学四个学院的入学考试注册中，33%的学生出身于贵族绅士家庭，22%的学生是教士的儿子，16%的学生是富裕商人的儿子，还有15%是约曼农的儿子[5]。贫寒子弟虽也有机会（如坎特伯雷大主教切尔西），但很少，也很艰难。1581年剑桥大学的1950个学生中，有269人因贫困或表现不佳而处于失学的边缘[1]。
受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革命的影响，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开始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为统治集团培养了大量精英。据统计，在1584年，英国议会中有48%的议员在牛津剑桥和法律协会接受过高等教育，到1640～164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70%[4]。而在教会中，1454～1486年间，坎特伯雷主教区被授予圣职的牧师中有1/6的人是大学毕业生，1570～1580年在伊利担任圣职的牧师中有73%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1660～1674年伍斯特主教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牧师已高达84%[5]。
1500年牛津与剑桥各有10所学院，1600年时各有16所学院，而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津和剑桥都已发展到了20多个学院，规模已相当大。也就是说，在16和17这两个世纪里，无论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统治集团都大大的进步了。
2下层教育——初级学校
16、17世纪英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了众多的统治集团成员及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真正区别主要并不在于一小批文化贵族的存在，而在于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更广泛的普及。”[6]
2.1初步发展
上层社会对教育的垄断很早就被打破。国会在1406年还颁布了一项保证个人受教育的法案：“每个男人或女人，不论其地位或条件如何……均有权利送子女进王国内他们喜欢去的任何学校学习。”[6]不过，在整个中世纪，知识基本上都掌握在教会手中（甚至独立性相当强的大学里很大一部分师生都是教士），初级学校基本上也由教会垄断。在许多乡村和城镇，教堂里的牧师一般也兼做当地的教师，教学生宗教教义和拉丁语的读写知识。
对这一状况和第一次冲击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使教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都被严重削弱，有利于世俗教育的发展。1547年爱德华六世又宣布取消小教堂（Chantries），从而使众多依存于小教堂的初级学校也被取消。这些乡村的牧师——乡村中唯一的文化群体，在此后仍在从事其教师职业，未拆毁的小教堂则变成了专门的学校。做慈善事业的教会牧师也因此变成了依靠居民捐赠的薪金而生活的职业教师。从事教师职业的人也不再仅限于牧师。与此同时，商人及乡绅对学校的建立和资助越来越多的取代着教会的地位。这一巨大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是教育世俗化过程中的重大一步。
2.2王权支持下的繁荣
到了伊丽莎白时代，乡村教育空前繁荣。数量空前增加。“在女王陛下最令人幸运的统治下，……所建立的学校比这个王国以前所有时代建立的都多”[1]。学校的规模大小不等，较大的学校一般有两个教师，有的学校只有一个教师。伊丽莎白逝世6年后的1609年，一所叫沃尔沃哈姆普伦（Wolverhamplon）学校的名单显示，该校有两名教师和69个学生[1]。而“在没有建立学校或没有堂区（Parish）学校的地方，当地农民就会一起凑钱并像城里很早就开始的那样邀请教师来任教”，同时，越来越富有的商人对于教育的资助也是越来越慷慨。伊丽莎白时期的教育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征，即英语教学得到普及。
17世纪，教育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发展有很大的波动。但在整个17世纪英国文盲率的下降速度却是1500年以来最快的，也就是说，英国的教育仍在迅速进步之中。
2.3英语、印刷术的推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的官方化和印刷术的长足进步为教育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下令出版《圣经》的英译本，都会布道、祈祷、唱赞美歌都要用英语。两年后又下令每一教堂必须购置一部英语《圣经》，供人民自由阅读。这大大促进了英语的应用与普及，并逐渐成为教学用语。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力量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应用广泛并由社会下层向上层渗透。英语教学的普及既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认同感发展的一种反映。17世纪初一位文法学校的校长在谈及学习本族语时就这样写道：“①因为我们中各式人在说话和写作的时候，用得最多的语言是我们的本族语；②本族语的纯正和优美，应视为我们民族的一大荣耀；③因为学校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继续学习，而大多数人已从事其它职业。”[7]民族语言的“崛起”借助印刷技术把教育向更广泛的方向推进。到1520年，工人的日工资就可以买一本书了。英语书籍的广泛传播一方面便利了人们自我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对那些不能入学的人，爱得蒙德库特（Edmund Coote）1596年出版的《英语教师》（The English Schoolmaster）可以帮助他们自学。这本书也用于教学。1625年这本书出到了第25版，它对需求的满足由此可见一斑。这本书还可以用来培训学徒而不必耽搁他们的工作”[1]。另一方面，对《圣经》和其它各种书籍的阅读也启迪着人们的思想，使教育在课堂外延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