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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教学中“文”“道”关系的再反思
作者：王建军
[关键词]文，道，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6)06-0514-04
1“文”、“道”的涵义
文道本来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上的一对概念。文，指作品的表现形式；道，作品的思想内容。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要将作品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两者有效统一起来。然而，最初用来表达这对关系的是“文质”这个概念，它由孔子最早提出。“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在这里，文即文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即本质，指内在的仁德。朴实胜过文采，就未免庸俗、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采搭配恰如其分，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才能算是一个君子。可见，这里的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还不算文章的文质论。孔子后来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情欲信，辞欲巧”才是文艺理论上文质关系的源头[1]。时经先秦、汉魏，到唐宋以后，受道统观的影响，文道理论开始渗入文质论，并出现了柳冕、韩愈等人的文以载道、传道、言道、明道、贯道的主张[2]。至此，文艺理论上的文道概念才明确提出。
最早将文道理论引入到语文教学领域的是上海育才中学的教师刘培坤。1959年6月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文”与“道”──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之我见》的文章。由此，文道概念得到了语文教育界的认可，并引发了著名的关于语文教育中的“文道”关系的论争。但将文道写入正式文件的是1963年5月颁发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大纲》指出：“关于语文教学的目的，曾经有过争论，争论的焦点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学的关系上，借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在‘道’和‘文’的关系上。”[3]至此，文道关系正式被借用到语文教育领域，并赋予了新的涵义。
然而，对文道概念的认同并不表示对文道涵义以及两者的关系的认识趋于统一。恰恰相反，就在文道概念被借用到语文教学领域之时，界内对两者的涵义以及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文道涵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将文道理解为技术训练和精神训练。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一文中提出：“国文教学自有他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可是，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又说：“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实在是不必的。”[4]可以看出，叶老将语文教育目的任务归结为技术训练和精神训练两个方面。技术训练主要指的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是“文”的内容；精神训练主要指的是国文的教育意义，是“道”的内容。朱自清先生使技术训练和精神训练两个概念的内涵更加明晰化，他认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需这样说明：①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②发展思想，涵育情感。”[5]他们对文道的看法，代表着朱自清那一代教育家对国文教学目的的深刻思考；
2）将文道理解为基础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语文教学的任务，必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育两个方面。”[6]这是1959年文道之争期间对两者涵义比较一致的观点。语文学科曾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道”不自觉的被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然而过分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导致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能符合国家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错别字较多，作业中的语句不通顺，词不达意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学生读了一篇课文，还不能完全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在阅读中也疙疙瘩瘩，不能琅琅上口。”[7]这些识字、写字、阅读、写作上的种种问题，都是基础知识没有学好的表现。所以，1959年以后一段时间语文教学比较关注基础知识教育。从建国初到1959年整整10年，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一直在“基础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间左右摇摆。将文道理解为基础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会导致“政治挂帅”，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的错误做法，用脱离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淹没基础知识教育；
3）将文道理解为基本能力训练与思想品德教育。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从文化大革命中清醒，反思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语文教育也从崩溃的边缘返回到正常的轨道。邓小平指出：“按照中小学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的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8]邓小平的讲话为中小学各科探索自身的教育规律指明了方向，语文学科教育的改革也从过分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转到加强基本能力的训练的轨道上来。1978年和1988年教育部先后颁布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明确强调了语文基本能力的训练，并在注意语文基本能力训练中学习知识、锻炼意志、培养品德。语文教学就是“把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辨证的统一起来。”[9]这种理解，既扩充了“文”的范畴又淡化了“道”的政治味，从而更贴近语文学科的本质；
4）将文道理解为知识能力教学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这是当前语文教育界对文道关系的新认识。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将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0]语文学科性质决定了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以及具体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在这三个目标中，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是“文”的涵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道”的内容。这种理解在外延上比前面几种有很大的超越，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包容性。但是由于范围的过大、内容过多过杂，往往造成文道内涵不清晰，从而导致忽视了“文”的根基而空谈“道”。这也是当前语文教学中反映出来的重要问题。
2文道关系在语文教育史上的发展轨迹
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其后新式学堂实行分科教育，开设修身、读经类科目灌注道的教育，新设的辞章或中国文学等课，主要是熟悉和探究各类文章以及诗词歌赋的做法。文道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分离。民国后，学校取消读经科目，在国文一科明确提出要“启发智育”，注重读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文道又由分逐渐趋向于合[11]。五四时期，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割裂文道关系，试图以陈腐的思想扼杀刚刚建立的国文、国语教学；新派也脱离了文道统一，专注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的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11]。1949年以后的10年间，语文教学在文和道之间左右摇摆，直至1959年的文道之争，“文道统一”的观点才得到了语文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其后的十年动乱期间，语录近课堂，语文课完全上成思想政治课，文道分离并严重偏向思想政治教育一边。十年动乱的结束，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吕叔湘等认真总结了新中国以来的语文教学经验和教训，探讨语文教学的规律，明确指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识字、看书、作文的能力，初步培养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11]并首次提出语文学科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教学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上世纪末，展开了语文教学大讨论，对教学中存在的积弊做了激烈的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新课标首次提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的概念，并将其与工具性一起作为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曾一度相对淡化的“道”重新强调起来，放到了与“文”同样的高度，语文教学中的文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平衡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