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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代价高等教育增长及其质量观初论
作者：朱凯峰 钱军平
[关键词]高等教育，低代价，增长，质量观。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7)02-0108-03
一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高等教育增长模式肯定是不完善的增长模式；一个不懂计算成本和代价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肯定是存在缺陷的理论并最终可能将其导入歧途；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不明白在发展中曾经或正在付出的代价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应避免简单追求经济知识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避免这种逐渐稀释高等教育本身的观念与行为，从而保证高等教育不至于日渐陷入世俗的深渊。
1低代价高等教育增长
代价，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所谓低代价高等教育增长，顾名思义，所追求的是用尽可能低的付出，达到尽可能多的回报（但又有别于经济领域的商业投机）。高等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命题，这已成为高等教育界普遍的共识。事实上，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决不仅仅是数量和规模的近期扩张所引发的系列矛盾与冲突所致，而是早已有之。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在高等教育规模和数量尚未扩大之前的精英高等教育质量也应受到质疑？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以其高淘汰率和高度选拔性固守着自己的领地，使人们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心理上感受到精英高等教育仿佛就是高质量的代名词。毋庸置疑，精英高等教育曾经以其精英教育的初衷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精英高等教育致使社会适龄青年中只有极少数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超过1％，90年代初也只有5％多一些，到1997年决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时，也不超过10％。高等教育机会的有限性，同样使我们付出了建设人才紧缺、社会分工不合理、人才梯队的青黄不接和断层的代价。亦即在精英时代，高等教育是以高成本低效益（非单纯的经济效益）的状态运行的。而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则旨在于追求速度、规模、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调，追求人才培养梯度和谐的基础上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并存的格局。亦即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应追求以较低的成本消耗成全更高的教育质量和效益。其中，较低的成本消耗不是降低高等教育的投入，也不意味着对高等教育质量放松要求和警惕，恰恰相反，低代价对高等教育的各项指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争取各项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使各项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大幅提高，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提供资源保证，谓之“低代价高等教育增长”。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1%，比大幅扩招前（1998年）增长10%。从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实践来看，其幅度之大、步伐之快，令人惊羡，惊羡之余也不无担忧。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冒荣教授认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高等教育也被越来越深地烙上现代工业文化的烙印，麦当劳式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程序化越来越多地渗透进高等教育领域”[1]。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另类趋势。这种工业式的高校运作在理论上是众说纷纭，在实践上也是得失不一，同时，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存在着数量变化的随意性和发展速度的迟缓性的特点。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高等教育，必定会造成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失去保障的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高等教育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还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从一个状态进入了另一个绝对明显的状态，而是高等教育的精英状态与大众化状态事实地也将必然地长期存在。因此，要求“寻找不是单独适合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而是要适合大众化和普及的高等教育要求的结构”[2]，要追求与其对资源的消耗成正比的教育质量，而非无功而返的无谓牺牲。
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在规模上增幅较大，但就规模效益而言，还表现得尚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由于受历史及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原有的教育基础差，元气不足，各种教育资源较为匮乏的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在大众化进程中面对社会及外界的压力与需求，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加之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持续扩招，一定程度上在规模和数量上实现了跨越，但这种跨越可能同时也面临着付出了质量滑坡的代价。如何在规模增长与保证较高的质量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实现低代价高等教育增长，是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
2再生性：低代价高等教育增长的质量观
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势必会导致部分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教学资源的紧张和精力的过于分散而下降。高等教育的成本投入不同、质量各异，但如果高等教育领域和人才就业市场上不能更好地体现和区分两者的明确指标，那么，高等教育领域就极有可能形成经济学上所说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道理很简单，如果质量高的学校得不到奖励，同时又不能克服质量低的学校‘搭便车’的现象，那么整个教育系统有可能进入低质量状态。”[3]对于高等教育资源本身就不丰富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其实，规模与质量本身并不冲突，关键在于我们用怎样的质量观来判断高等教育质量。因此，如何保持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保障之间平衡，是思量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程中一切问题的突破口。
所谓再生，就是在原有程序或逻辑形式的基础上嫁接而成“超级产品”的过程；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所谓再生，是指学习者在接受教育后所具备的整合、改造知识和应变世事的能力的过程。藉此，高等教育的再生性质量观可以视为是以高等教育的有效作为、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受教育者的最大收益为前提的教育质量意识体系。它讲究节约及效益，力求将对社会及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降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为受教育者的发展提供服务和引导，从而大大地降低教育及社会的运行成本，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而言，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及超大规模，决定了关注高等教育的再生质量，发展教育的再生潜力，是走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亦是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反应。从这一质量观出发，就不难发现，单纯地拿就业率、考证率、考级率（或考研率、出国率）来衡量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是有失偏颇的。
依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达成高等教育普遍高质量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一方面让每一个人才有公平的机会来享受与其学识和能力相对应的高等教育和社会机遇，而另外一方面知识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种社会性和教育性的获得不是以教育的超大规模体现的，也不是以低质量为代价的。总结发达国家及地区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所走过的大众化道路，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各国、各地区所表现出的魄力，这种魄力就是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普遍自觉的观念和方式及对其所处的时代及环境清醒认识和把握；二是需要，即一种人类普遍文明的需要。当高等教育最有能力满足的需要还没有产生时，这种能力被普遍地荒废着。一旦时代特征与高等教育的内在潜能相结合，亦即高等教育的这种能力被激发的时候，毫无疑问，对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创新功能要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以“再生性质量观”为构建基点。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普遍增长既是在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环境中亦步亦趋，亦有本国本地区教育及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手笔。因此，在高等教育实践中，高等教育机构务必尽可能地在把握既定质量底线的同时，为受教育者提供学识再生的土壤，让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锻造出知识的迁移、能力的再造、方法论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以及竞争力与自我终生教育能力等方面的辐射发展；在追求质量这一永恒主题面前，生源差异要求教育机构在教学计划的制定、辅修及选修课的开设等方面都要有更具体、更细化、更弹性、更具操作性的要求。
当前，社会上普遍地形成了一种追求低成本速成的急功近利心态，这种心态在高等教育领域也逐渐盛行。应该看到，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势必加剧这种态势在各个社会领域的蔓延，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一味地追求“短期利益”并不是能令人欣喜的境况。因此，对教育我们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意识到我们所说的“低代价增长”并不意味着“短、平、快”，也不意味着以牺牲质量为低价，更不意味着在教育领域投机来追求名利。任何情况下，都务必保持高等教育应有的矜持与张力。务必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扩大规模，在规模的支撑下追求质量和效益的最大化。
以较低的代价换取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学中不二的经营法则。讲求低代价的高等教育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规模庞大而教育资源又较为短缺的国家，显得更为迫切。当然，讲究低代价也意味着以高等教育质量为主标识的高等教育的有效性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意味着势必对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提出更具体、更客观的处理要求。因此，以低代价和再生性质量观来规范规模扩张中的高等教育，对于保证高等教育的有效性和节约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以及实现高等教育低代价增长都不失为一条大有可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冒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麦当劳化”[J].教育发展研究,2002,(1):74-75.
2[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0.
3邬大光,赵婷婷.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