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军事·军旅 > 八路军115师征战实录 > | 上一页 下一页 |
三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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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5战区第2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起初,2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1941年2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2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115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40年,鲁南的第3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2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1941年,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2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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