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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罗荣桓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在听取别人意见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的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帽子,使别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就与这位干事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

  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

  那位同志笑了一笑,感到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与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为了提高115师政治工作的效率,并且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的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罗荣桓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的倡导下,115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或通信员代替。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15师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的教育问题。特别是罗荣桓对此事抓得非常紧。早在1940年3月24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上级干部,须按个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点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115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115师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1941年7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115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中说:“115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明显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团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战士们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94个战士能记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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