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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8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1944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1943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115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6个大战略区中，1942年和1943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1938年8月，萧华率343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2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14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1939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1939年9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115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400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1941年春天开始，115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115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1941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1942年春，山东分局与115师决定把1939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1942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90％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1943年3月11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1940年调离边区，担任过115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1942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1943年6月30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5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频地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同时，还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所以罗荣桓等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挽救的方针，但也没有重用他。 　　到了1943年年底，邢仁甫觉得这样呆下去迟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国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阳。他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原来盘踞的小岛时，跟着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军区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黄骅被刺后，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下决心整顿冀鲁边区，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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