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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这些都是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1935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 　　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 　　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 　　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既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不行了。 　　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示——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取消”、“停止”的对象。在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4.向山地游击 　　§坚持不远离山地 　　1937年9月16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9月11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似乎比第18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 　　9月20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天之后。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115师、120师、129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据地。 　　早在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8月10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3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的。8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山西的地形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毛泽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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