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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毛泽东在1938年3月2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这一问题。1938年2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这里毛泽东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 　　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 　　过不过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 　　1937年11月15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 　　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随着八路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 　　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 　　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指示，不顾中日当时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指示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 　　彭德怀回忆说：“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他又说：“10月8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这个指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周恩来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当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 　　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粥时、左权等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华北军分会的10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 　　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 　　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中共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望着蓝天，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亦滔滔不绝。 　　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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