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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第八章　空前困难时期 　　※31.紧箍咒 　　§“全力以赴的一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 　　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年11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 　　由于1940年7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年77万，1941年65万，1942年55万，1943年50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 　　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 　　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 　　《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 　　《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1941年1月16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现在又提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人灾与天灾 　　百团大战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残酷的斗争。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来自对手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日军将全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按日军的定义，治安区指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 　　准治安区指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抗日力量对交通线的破坏频繁，并对日军的小警备据点袭击频繁。 　　非治安区指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抗日力量，但作战结束后，又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平常由抗日力量占据的地区。在这一地区亲日政权不能生存，日军活动必须是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 　　为此，日军制订了一个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非治安地区变为准治安地区的计划，并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区内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顾名思义，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间，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实行“扫荡”。1941年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计达83.3万人次之多。 　　除此之外，日军在其交通线上，又增修了成千上万的护路堡和封锁沟墙，1942年，日军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安达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华北堡垒己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已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八路军所处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尚不是全部。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全力以赴的与日寇作战，是因为始终没有摆脱虎狼夹击的局面。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面临日寇残酷进攻的同时，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民党在背后捅来的刀子。 　　1940年7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反共的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同时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更为恶劣的是，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开端，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的50万军队，不仅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在“曲线救国”的投降、卖国政策下，有3万余人公开投敌，虽然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进攻，从而加重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艰巨性。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遭受不断出现的“人灾”的严重摧残时，天灾也赶来凑热闹。这段时期，根据地遇上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旱灾过后又是蝗灾、水灾、雹灾，真应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话，有些地区几种灾情反复交错发生。在太行区，灾情遍及太行军区的6个专区中的4个，急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23％，此外，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还有7万多，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第一位的问题。 　　这个时期，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训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天灾与“人灾”裹挟在一起，使已经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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