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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 　　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 　　“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 　　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其一，“跳出圈外机动”。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 　　在刘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 　　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 　　5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 　　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台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军的“铁桶合围阵”。 　　在1942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戏”。 　　※34.血与火 　　§C号作战计划 　　《华北治安战》中在论及1942年夏季日军的“扫荡”的目的时写道：“共军第18集团军军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于是，日军驻山西第1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期进行。第一期（8干）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分析屡次“扫荡”不力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第1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作战计划。当成熟的C号作战计划放在冈村的案头上时，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将前线指挥所建在了长治，准备在这次作战中彻底解决问题。 　　冈村宁次对自己上任一年来的成绩是满意的。到1942年，华北的398个具中，已有366个县建立了日军的傀儡政权。但深究一步，这一成绩又含有水份。因为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边远的乡村实际上还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特别是115师、120师，129师活动的地方就更是如此。 　　正是这一时期，新任日军63师团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平，他听取了各方的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皇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经过研究，冈村宁次认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文化侵略要同时进行，特别是经济封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冈村宁次很清楚，一旦将八路军山区与平匣地区的物资往来断绝开，特别是将有华北粮仓之称的冀中地区与太行山完全分割开，就可将太行山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太行山区本来就比较贫困，抗战爆发后，一下子驻进了大量的抗日部队，吃粮确实是个大问题。从1941年伙到1942年春，太行山少雨少雪，持续干旱，到处是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庄稼歉收。 　　冈村宁次在军事打击屡屡失败后，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一招是从冀中入手，断绝八路军的粮食供给基地；一招是将打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八路军的首脑人物和首脑机关。 　　对于C号作战计划，冈村宁次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在4月份对冀中“扫荡”时，也就是第一招刚刚使出去时，冈村宁次就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C号作战计划上，准备使出第二招。他准备分区“扫荡”，一口一口地吃掉太行山的八路军，第一期吃掉驻在沁河河谷的385旅；第二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第三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南地区的129师师部。 　　为此，日军特地成立了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特别行动队——挺进队。 　　2支挺进队由日军第36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抗日根据地。2支挺进队分别以队长的名字命名：益子队和大川队。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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