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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但蒋介石要妥协,日本军人却未必答应。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答应了日方提出的要求,于限期内封闭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村井阴笑着答应了,但身后却又走出了日本军人、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盐泽以日本军人目空一切的姿态发出通碟,限令中国第19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日本人并不领妥协者的情,公然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耻要求,吴铁城意识到事关重大,当即电告南京请示。

  1月28日午夜23时,盐泽看了看表。向前线早已做好准备的陆战队下达了攻击令。盐泽少将并非没有耐心,他的通牒下达了不足一天。他压根儿就没指望中国方面答复,他想用他的数千名陆战队员,用飞机、舰炮和坦克让中国人恳求着答应他更苛刻的要求。

  中国对日妥协者的软弱使日本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力,过分相信武力的威力。从盐泽事发前后的态度看,他是存心要挑起一场战争,至于他本人急于扩大战火的原因,也许是陆军在中国的屡屡得势刺激了他。

  但中日史学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一致公认: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已引起国际社会注目,国联对日本的反击声虽然软弱,但各国对日本都怀有一种厌恶心理,1932年初,在国联大会即将开幕的情况下,日本欲在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必然会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声,在这种背景下,“满洲国”很难得到国际承认,为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日本人先挑起上海战火,必要时即使他们在上海做些让步,也有利于“满洲国”的成立,有利于日本外交。

  盐泽一意孤行要挑起战火,是否得到东京的真传无法查证,但田中少佐和川岛芳子制造事端却是受军部指示。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些内情却一无所知,从而导致判断失误。

  直至战火在上海全面爆发后,南京的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大员更多的是在指责、咒骂奋起抵抗的第19路军,对上海、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判断他们注意的却太少了。

  1月28日午夜时分,上海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顶层平台上,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着闸北方向升起的团团烟火,他的内心犹如倒海翻江一般无法平静。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将军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他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他又时时保持着清醒。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几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他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

  蔡廷锴畅快地感叹道,又把目光投向了隆隆枪炮声响起的方向。

  这时,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而上将也来到了蔡公馆。

  “爆发啦?”蒋光鼐轻声问道,语气平静如水。

  “嗯!”军长轻轻答应道,盯着面前十分熟悉的那双眼睛。

  两个数年来生死与共的老搭档,都从对方眼睛里读懂了一切。

  “我们的路在前面,坚决走下去吧!”不知是谁轻吟了这句两人共赏的座右铭。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19路军是中国杂牌军,但第19路军数万官兵像一块来自福建的花岗岩,像一块坚硬的钢。

  1月29日凌晨,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替死抵抗、尽军人天职之决心:“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至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瞩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

  闸北天通阉路,第19路军翁照垣旅在友军配合下大出风头,顶住了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精兵的轮番进攻,身着灰布军装、身背斗笠的19路军翁旅官兵似乎有如神助,硬是用血肉之躯、用步枪和手榴弹,挡住了盐泽少将的去路。

  急得已跑到第一线的盐泽始终弄不明白,自己近10艘大型战舰、数十架飞机、近百辆坦克、铁甲车掩护的日本皇家海军精锐怎么越不过闸北中国军的血肉防线。

  盐泽不停顿地增加海、空火力,增加地面兵力,但得到的只是更大的伤亡和来自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嘲弄。战火爆发的第一周,中日沪战始终局限于闸北弹丸之地。

  2月4日,东京军部来电,命令盐泽少将尽速移交上海日军指挥权。接替他的,是日本皇家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中将。临阵换将,东京军部也是迫不得已。

  此时,国联调查团已从巴黎出发,踏上了前来中国的征程。如果在调查团到来之前不能解决上海战事,日本将在国联丢人现眼,日本外交更加被动。

  战场换将是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但东京的政治需要却使盐泽少将成了牺牲品。战前,盐泽曾当着众多西方记者的面夸口:“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可谓狂妄至极。如今倒好,4小时、4天、1周,他不但没能“了事”,反而在上海这座国际都市里一再受挫,丢人现眼,还没回国,“大嘴的盐泽”这种嘲讽之语已从东京军部飞到了上海。

  上海,给盐泽一生都留下一个难堪的回忆。他灰头灰脸地交出了指挥权。

  野村虽不似盐泽那么狂妄,但从骨干里他也是一个轻视中国军队的“帝国武士”。接替盐泽赴任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说着,他抹了把唇须,信心十足地补充道:“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已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2月11日午后,野村驱动陆战队官兵及随他而来的新锐援兵共万余人,在舰炮、飞机的猛烈轰炸、炮击下,向闸北、蕴藻浜、曹家桥一带发起了全面猛攻。

  死守闸北

  连续两天,日军像是撞在了一堵坚硬的墙上。虽然中国守军阵地屡屡被烟火尘土吞没,工事、壕沟被炸得残破不堪、如同虚设,但从尘土中钻出的中国守军像是誓死捍卫阵地的土地神,一步也不退缩。深信武士精神至上的野村被震动了,心里开始有些动摇。这时他开始理解他的前任“可怜的盐泽君”。

  2月13日,野村也成了“可怜”的人。’他的职务,由日本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任。植田是有备而来,他的身后又增加了1万余名精通陆上作战的陆军和几十架飞机。

  事实上,早在1月底战事爆发不久,日本海军省见盐泽在上海陷入困境,不得已,只能厚着脸皮向陆军求援。说来也巧,不久前,关东军攻击锦州时曾遇到东北军抵抗,关东军当时兵少将少,向葫芦岛海面上的日本海军求援。但海军对关东军的屡次扩张颇有妒意,便冷冷地以东京方面有“不扩大”的指示为由而拒绝了。

  今日海军想在上海抢个功,不想却抱住个扎手的刺猬。出口求人,也觉得嘴软。

  果然,对海军还记着仇的陆军省得知海军的窘境后,又是幸灾乐祸又是冷嘲热讽:“海军有强大的舰队,有精锐的陆战队员。大口径舰炮能解决支那军队,求我们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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