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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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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当时我很兴奋。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假戏而已。” “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列车上,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陶大哭……” 这虽是后话,但略一细想作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实力派,张学良丢了兵权,岂有不痛苦之理。 当夜,车到北平,张学良在王卓然的陪同下回顺承王府官邸。 下车时,张学良仍是郁闷难解,言犹未尽,手扶车门对王卓然道:“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不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王卓然一时也心情黯淡,无言以对。张学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 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里便查了起来。 不一会,一行小字便跃然纸上: “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王卓然拿起译好的这几句话,转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辞职。 短短的1年多里,他两次受挫,与其说败给日本人,倒不如说败在蒋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说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当张学良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准备赴欧洲“考察”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却在南昌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否则即予最严厉处罚。” 而此时,长城各口却弹雨纷飞,硝烟弥漫,中日两军正处在 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恶战之中…… 13.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张学良在保定辞别蒋介石后,心情灰暗。 由于国内群情激奋,而老蒋再三相催,又答应在东北军善后问题上多加关照,张学良想再留北平已无可能。 1933年3月,热河沦入暴日之手。 张学良不得已通电全国,辞职下野,开始作出国准备。 3月底,他悄然南下来到上海。张学良此行虽行踪极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单,而且险乎吃了炸弹。经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暗杀公司”老板之称刺杀高手、反蒋“英雄”王亚樵。 王亚樵,又名王鼐、安九光,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头,因其为人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嫉恶如仇,报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渐渐有了势力。他曾追随中山先生到过广东,协助韩恢反对李纯霸占上海,积极参加安徽人民的驱张(文生)运动,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1923年,王亚樵为推翻曹、吴,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暗杀了湘沪警察厅长、攻浙前敌总司令徐国梁,从此开始,王成为2、30年代活跃于沪宁、粤港等地的传奇人物。他广收徒弟,扩充实力,自立帮派,自成一体,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并以暗杀手段对付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由于王亚樵胆大心狠,杀场上屡有建树,而且此人党徒众多、行踪飘乎不定,别说一般人,就是蒋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当时最感头疼的“劲敌”正是此人。 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作、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时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湘沪抗日义勇军。集合3千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率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海上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尽人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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