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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我们今天评价蒋介石，不应以极端的眼光看待他。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一个善与恶共存的人，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虽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动之处，但也有过对日本人绝不投降的闪光一刻。因此说他当时有意卖国，自然有失客观，人们也难于理解。就是做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何况他还是中国的军政领袖，一个对中国古老的民族、悠久历史深感骄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他一直都在走着一条弯路。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外敌图谋中国不已的情况下，他却一门心思对内征剿，这毕竟是逆历史潮流的。逆历史潮流而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从蒋介石的一生来看，他还是颇有些民族心的。事实上，早年的蒋介石曾经是个民族主义者。当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头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1904年，还是个17岁少年的蒋介石，便在宁波学习时，从他的启蒙教师顾清廉那里形成了“赴日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事业”的民族思想雏型。日后他曾公开袒露过他少年时的那种富国强兵的梦想，他说：“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上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胜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思想急剧膨胀着，撞击着他的灵魂。几年后，久已压抑在心中的这种思想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学习时，一次上卫生课，日本军医教官抓起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轻蔑地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道：“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有4亿人口一样。” 　　身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没教养。蒋介石一听这话，一阵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讲台。只见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块，指着其中的一块大声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从未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他的学生，就有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愦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历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 　　留日期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十余年后，随着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骚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辞地向对方抗议，为中国人作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独裁者，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国民党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共产党和几乎整个国民党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当时在国民党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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