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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就在东京正沉浸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的美梦中时，东京万没料到中国已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群山震荡，江河奔涌，都在齐声呼喊着一个声音：驱除倭寇，抗战万岁！ 　　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滚过中国大地的怒吼从未像今天这样响彻云端。 　　4.东京，跨入战争之门 　　7月8日，天蒙蒙亮，日本都城东京从沉睡中渐渐醒来。 　　清晨，报人叫卖“号外”的铃声响彻东京街头，行人无不惊愕。 　　但更令日本人惊愕的，还是“号外”上那耸人听闻的内容： 　　“昨日（7月7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8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在这之后，广播、报纸不断传来现地的详细报道。根据这些报道一般人得出的结论是，对日军无端射击的中国军队，已在日军”英勇”的打击之下，表示投降并被解除武装。 　　当时，为迎合日本万民的心理，报纸、广播对战争的吹嘘报道往往快得令人惊奇。在日本军部很多人尚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纸却早已有鼻子有限地设计好了战争结局。 　　一大早，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步走进了市谷高地那座灰色的军部大楼。还没到上班时间，大楼里除警卫和值星参谋人员外，几乎没入走动，空空荡荡，清清冷冷。河边大佐却像是没注意到这一切。十几分钟前，值班参谋来了电话，告诉他华北驻屯军来了特急电。 　　华北此刻来电能有什么事呢？这段时间军部内外到处流言飞舞，有说中国军人排日抗日情绪加剧、华北形势紧张，也有说日本华北驻屯军部分下级军官意欲自由采取行动，再挑起个像当年满洲的柳条湖一类的事件。流言越传越远、越传越厉害，甚至惊动了天皇陛下和近卫内阁。在内阁的亲自干预下，军部派出冈本中佐亲赴华北现地视察，几天前回来报告说：中国驻屯军参谋正进行战争策划的传说纯属虚构，无需担心。 　　今日华北急电，难道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河边大佐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跨进办公室。 　　参谋递上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河边急急地展开一看，心忽悠悠沉了下去。电文称：“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 　　“怎么搞的，冈本君刚由华北返回，明明说华北局势平静，怎么几天就闹出这么大事。”河边嘀咕着，转向身边的参谋。 　　“大臣知道电报内容了吗？” 　　“电报仅收此一份，先交课长过目，尚未通报别人。” 　　河边将电报放入档案夹，吩咐道：“速交陆军大臣室。” 　　8日晨，军部上下已传开了华北发生事变的消息。参谋本部第3课长武藤章大佐听到电话铃响，收回思绪抓起了电话。 　　“喂，武藤吗？发生麻烦事情啦！……”电话里传来了军务课长柴山大佐颇有些忧虑的声音。 　　“柴山君，什么麻烦事，快说啊！” 　　“昨夜华北军来电说，华北军在北平附近与中国军发生了冲突，据说还交了火。真不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武藤大佐听着，心激动得怦怦跳，他与柴山想的可完全不一样，柴山大佐是参谋本部里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的追随者，在对华问题上主张慎重行事，而应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的战备。但武藤大佐却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所以柴山为华北的冲突忧虑重重时，武藤却激动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8日一整天，整个东京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乱纷纷的议论中，就是中央军部也处在一种对未来方针猜疑不定的忙乱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都在忙着琢磨究竟怎么引发了这场冲突？中国南京政府是企图以此进行全面抗战呢？还是仍像过去一样妥协解决。毕竟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方面出现的变化太多了，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就在东京情况未明、举棋不定时，日本派驻海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站出来开口了。 　　驻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在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提交的报告中称：“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7月8日晚8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对华北事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一支地区性部队对自己管区之外的事情发表声明，不但在关东军中绝无先例，就是在日军中也少有，更何况这份声明的观点如此鲜明： 　　“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谦吉大将在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他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及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直飞东京，请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促使杉山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当机立断，早下决心，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低头。 　　关东军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起中央军部和华北来。 　　日本朝鲜驻屯军虽没有关东军那么狂，但支持对中国武力解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朝鲜军参谋长秉司令官小矶大将的意思，向东京报告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开战。 　　市谷中央军部，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中国课长永津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日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实干的结晶。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急。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深深感到在中国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下述见解。他说：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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