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所附图片内容可能令人反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者和未成年人请勿观看。

　　

　　6.陷入动荡

　　

　　苏哈托上台之后，把苏加诺总统从1949年到1965年的那段统治时期称为“旧秩序（英语：Old Order）”，在他所宣称的、从1965年开始的“新秩序（英语：New Order）”理念引导下，苏哈托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军事主导的强大政府。由于他有能力使纷乱的印尼维持稳定，建立一个反共的政府，使得他在外交上和经济上在冷战期间得到西方反共阵营的支持。在他总统任期内，印尼在经济、卫生、教育和生活水平上有显著的进步，带领国家进入了工业化。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苏哈托的权力达到鼎盛。苏哈托的“新秩序”获得美国政府支持，促进对印度尼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之后30年印度尼西亚经济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具有独裁倾向的“新秩序”被指责用以贪污及压制国内外反对势力。苏哈托统治的32年间所创造的政绩相当有争议性。苏哈托在他的经济政策掩护下，透过贪污、垄断、补贴等手段来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牟利，国际独立倡廉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称，最鼎盛的时候，整个苏哈托家族财产达350亿美元，远远高于以贪污闻名的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或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被揭发曾透过不同手段来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牟利致富，当中包括贪污、垄断等手段。据估计，虽然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其财富缩水，加上下台后被印尼政府追缴没收损失的一部分，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总值仍然高达150亿美元。

　　

　　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原葡萄牙殖民地）宣布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在9天之后就被印尼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一个省。接下来的20年里，当地不断发生抗争运动，造成了10到25万人的死亡。同年，印尼当局开始残酷镇压亚齐（印尼最西边的一个省份）分离主义人士以及包括教师、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左派人士，这一系列事件使印尼和葡萄牙断绝外交关系，被国际社会孤立。亚齐分离主义人士在1976年1月4日成立“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引发长达三十年的武装冲突。根据印尼及美国、澳大利亚等知情作者出书披露，其组织严密及执行力之强大，先后造成死伤人数据信高达460万人。作者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些军事行动已经传达了某种危险信号：印尼国内的反对派仍然存在，所以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镇压威慑，入侵邻国，以达到分散国内的不满情绪的目的。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苏哈托政府的独裁主义和贪污情形进一步加剧，逐渐招致了人民的不满，也引发了国内局势的动荡。苏哈托任总统期间，印尼各地的反华骚乱此起彼伏。1985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大小不一的排华流血事件。在此仅举几个例子：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进入9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呈越演越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1994年4月，因棉兰罢工潮引发的排华暴乱就持续了10天之久，共有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印尼盾。

　　

　　　　

　　印尼军队入侵东帝汶（组图）

　　

　　1996年，台湾新总统李登辉抛出“一中一台”政策，鼓吹台湾独立，造成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关系极度紧张。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版图后不久，就遭受了西方资本的投机势力的金融冲击，经济大受打击，进而引发了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1997年底，这场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加显著。当时有大约16家当地银行先后倒闭，使得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街上到处游荡着失业后无所事事的青壮年以及他们的失学子女。虽然巨额外债的暴露显示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的贪污是印尼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当时一些印尼人的逻辑是：既然只占总人口百分之2到4的印尼华裔控制着国内不少于百分之七十的商业资产，那么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崩溃不是华人搞的鬼，又能是谁的错？很显然，在印尼国内政治动荡不安之际，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对立，牵连无辜华裔。印尼在1997年和1998年出现多起暴动行为，明显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有些暴动确实是自发形成，而有些则被认为是有人幕后策划。其中有说法指出：“支持苏哈托的将军们试图通过分裂穆斯林中的传统派和非传统派别、穆斯林与基督徒、乃至华人和土著，来达到‘削弱反对势力’的目的。”是苏哈托政权自己试图将金融危机的怒火转移到印尼华人身上，而引发了底层百姓对华人的暴行。也有说法认为印尼1998年的反华骚乱其实是某些将军为了推翻苏哈托的统治而建立的阴谋。尽管存在分歧，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该事件的导火线是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反华行动。

　　

　　　　

　　这张印尼盾与美元汇率图生动地勾勒出　　

　　1998年印尼彻底陷入金融风暴时的惨状　　

　　（1997年7月2日至1998年5月21日）

　　

　　7.黑色五月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英语：1998 Indonesia Riot），又称“黑色五月暴动”,是指从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和泗水等城市的由暴徒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社群的大规模暴动。暴乱持续约三天，数万名华裔受到有组织的虐待与杀害。印尼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亦有证据表明此次暴乱为印尼军方所策划。依据印尼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的《五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印尼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但这一数字的真实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依据一些人权组织的估计，遭到强奸的华裔妇女的数字应在千人以上。事件的中文名称“黑色五月暴动”，源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一本书：《黑色的五月：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暴行真相》。

　　

　　　　

　　“黑色五月暴动”同时波及印尼全国各地　　

　　（图中红色方块代表城市，橙色代表区域）

　　

　　1998年五月初，对国家陷入经济困局深感失望的印尼各地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示威抗议活动。一开始，这些活动仅限于在校园内部举行，主要内容是抗议持续的物价上涨，特别是燃料和能源费用的飞涨。很快就有人提出要求苏哈托总统下台的政治口号。1998年5月12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市特利刹蒂大学（英语：Trisakti University）的学生不顾禁令，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当时他们准备从校园出发，步行到达议院所在地议会大楼，向政府提出和平请愿。途中不断有人加入学生们的行列。当这支大约有3000人的游行队伍走到一座立交桥上的时候，几名身穿制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突然出现，他们先是绕着游行队伍行进，然后突然向人群开枪射击。一场和平的游行请愿活动立刻演化为流血冲突：4名大学生当场毙命，凶手逃逸后，剩下的游行者情绪失控，与赶来阻止游行的警察部队（都穿着与凶手类似的制服）发生冲突。由于有外地学生不断赶来支援，示威者最终突破警察封锁，成功冲入议会大楼并将该建筑占领了三天之久。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搞不清楚这一事件是怎么和印尼当地的华人扯上了关系。也许真的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反正仅仅一天后，整个雅加达成了一场反华风暴的中心，而这次排华运动的规模空前，波及印尼全国各地。

　　

　　　　

　　游行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4名死者照片

　　

　　　　

　　占领议会大楼

　　

　　1998年5月13日，官方记录中暴乱开始的日子。针对华人的各种不祥的谣言已经弥漫在整个雅加达。此时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外交会议，军方要员则到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暴徒已经开始在以首都雅加达为中心的全国范围内对华人族群施暴，杀人行凶，纵火抢劫，但政府高层当中似乎没有人重视这一天不断发生在印尼全国各地的暴力事件。就好像他们在等待这场骚乱出现，然后自生自灭似的。5月14日到15日，一场严重的大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有人声称，实际上一些军人穿着便衣，直接参与了暴徒的行动。超过1000人（一般认为1200人左右，一说达到5000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大部分华人受害者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殴打致死或遭到枪杀。一位计程车司机说，军方的直升机协助实行抢劫。一位购物中心的老板宣称，在暴乱开始以前有军官向他收取保护费。一位青年说他和数千人被训练成为示威者。一个孩子称军方特派员把他和他的朋友组织参加了暴乱。有说法称孩子们被鼓励进入商业区，并焚烧了中国人的店铺。有目击者称，留着军人式样平头的、体格强壮的暴徒们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居住区，他们高呼：“宰了支那人，烧死这些中国狗！”（印尼语：Ganyang Cina!英语：Crush the Chinese!），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华裔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然后再残酷杀害。另有说法称士兵装扮成学生并参加了暴乱。值得注意的是，印尼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只是缩在一边观察，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暴徒的行径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事发三年以后，一位北爱尔兰籍男子在印尼听他新交的华裔女朋友—同时也是该事件幸存者—回忆这次骚乱的恐怖描述之后，在纪念华裔被害者的网站用英文留言说：“这些暴徒的行为是如此令人作呕，以至于我想骂他们是畜生都觉得这是对动物的一种侮辱。”

　　

　　

　　

　　

　　

　　

　　

　　

　　

　　

　　

　　　　

　　暴乱现场图片（组图）

　　

　　一位印尼政府官员称，骚乱期间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旅馆。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印尼全国范围内华人被害总人数估计从10万到50万不等，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的数字是25万。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平均发生100多起最为严重。当地人认为暴徒之所以以华裔印尼人为主要攻击目标，是因为华人在当地一直占据着经济的优势，还一贯支持他们所憎恨的苏哈托政权；而华人的几千年传统文化，使得他们不能顺利融入当地人当中，当地文明也不能轻易同化华人。这次排华活动既是一次资源的掠夺，也是政治的重新洗牌，更是人类文明历程当中的浩劫。

　　

　　8.救援行动

　　

　　有资料显示，“黑色五月暴动”开始后，整个印尼国内的华裔人口中只有约3%到5%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开始逃亡。这实在令人费解：既然经历过1967年之后大大小小许多次的流血排华运动，这些经验丰富的印尼华裔怎么会如此缺少求生本能呢？难道他们全都被这场规模空前的排华大屠杀吓傻了，乖乖呆在原地任人宰割？答案是本地的华侨组织反应迟钝，错误判断了这次排华活动的规模。很多印尼华侨以为这次骚乱活动不会持续太久，只要紧闭门窗，足不出户，坚持到警察军队出现，就可以躲过血光之灾了。等到发现情况不对，再想跑就来不及了：很多人就这样被暴徒用汽油瓶点燃的大火活活烧死在自己的房屋店铺里面。真正意义上的援助行动是从外部开始的：1954年颁布的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有没有实践这句诺言。就在排华暴乱发生前一两天，印尼某特种部队指挥官蔡某某（很可能他本人就是华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出警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公使衔一等参赞在向国内请示后，迅速前去拜会当时的华人社团（这是当时印尼华人的总组织），但被拒之门外。随后，中国大使本人亲自上门拜访，华人社团仅派出一名所谓的“接客”接待，当大使向他通报情报后，“接客”以“知道了”打发走大使。华人社团在大使离开后竟然向印尼外交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意图干涉印尼内政。”5月13日暴乱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附近被印尼某特种部队以军事演习的名义保护起来（据说这是印尼陆军特种部队在2000年左右得以大量换装中国装备的原因），随后，驻印尼大使馆再次迅速向华人社团提出建议：撤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区。但当地华人社团仍旧拒绝理睬，反而向印尼警方和台湾驻雅加达办事处求救。印尼警方仅向华人社团领袖们的住宅派出部分警力，而对普通华侨的求助置之不理，袖手旁观。这时台湾驻雅加达办事处并未做出任何有效反应（仅向印尼外交部提出抗议，但被印尼外交部以没有外交关系为由退回）。在暴乱发生24小时之内，很多人最后的逃生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按照中国官方《人民日报》记载：“骚乱期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对护侨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当雅加达整个城市陷入骚乱时，大使馆处乱不惊，全体动员，昼夜加班，对早在领事部登记的300多位中国公民和华侨逐个拨通‘生命热线’电话询问安危，倾听求助。使馆官员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多次开车冲过骚乱中的街区，将受困的中国公民和香港同胞及印尼华人华侨送至安全地带。使馆签证人员24小时值班为离境的中国公民和印尼华人提供服务，为他们争取宝贵时间。当众多受难同胞迫切要求离境却苦于无法购到机票时，使馆努力促成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增加3个航班，大使一直把电话打到印尼有关官员家里，请其发放飞行许可证，使馆工作人员则通宵达旦打电话向四面八方的同胞提供飞行信息。当200余人及时、安全地飞离雅加达上空时，共和国的外交官们却彻夜未眠、粒米未进……在海关的另一头，国内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为他们的入境和居留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虽然文章写得有点官僚呆板，但文章背后一个重要的事实是98年印尼排华事件当中，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华侨除当时在雅加达郊外的15名华侨被杀害，其余3700余人（一说3722人）均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保护而幸免于难。可以说，中国的外交系统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还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作者觉得就是换成美国，也未必能搞得更好。）

　　

　　但是在这里，《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情节：苏哈托反共排华后一直和台湾交好，在印尼的华人大多是持反共政治立场。滞留雅加达国际机场的华侨虽然处在生死关头，很多人看见飞机上的五星红旗，竟然还义正言辞地拒绝登机。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方面曾经提出派出特别航班，先从印尼飞往香港，然后再放空飞机返回大陆，这一折中方案仍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其实1998年“黑色五月暴乱”期间那些被杀，被奸，被抢的华人，当他们的父辈在1967,1968年出钱出枪，带着苏哈托屠杀共产党，进而屠杀自己同胞的时候，可曾想到过给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他们对共产党中国根深蒂固的排斥，恰恰成为这次排华事件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悲惨心结。当地华侨这种“宁愿等台湾飞机，不肯上大陆飞机”的举动使得国内的领导们觉得“太没面子”，于是原本计划被派往印尼参加营救行动的特别航班被临时取消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应该可以解释中国政府在事发后对印尼排华事件保持低调“冷处理”的部分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印尼虽然一贯反华，但毕竟是个主权国家。1989年印尼和马来西亚签署《限制军舰通行协议》。在海湾战争期间公开拦截检查中国海军运输船。1985年7月，中国同印尼签署《谅解备忘录》，恢复长期中断的直接贸易。直到1990年，中国和泰国、缅甸以及新加坡合作，掐住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冲，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可以说中国和苏哈托政府当时还处在“政治蜜月期”当中。加上印尼的华人大部分是印尼籍华人和中华民国籍华人(台湾的中华民国允许国民拥有两个国籍，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不允许。)，排华的的确确是印尼的内政，中国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首先提出了互不干涉内政等五项原则；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时，曾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及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1998年印尼排华行动的反应偏于冷淡。

　　

　　1998年“黑色五月暴动”发生后，台湾当局的表现比1967年1968年那会儿确实积极主动多了：没有再放出“安分守己”之类的政治空话，不过其反应速度让人觉得总是慢了半拍。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骚乱进入最高潮的5月14日还认为“动乱没有特别针对台商或华裔印尼人，并不是排华行动，不到实施撤侨的时刻。”根据《中时晚报》报道，5月16日起台湾方面才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老实讲台湾方面真的下了本钱，派了很多飞机来印尼接走华侨。此外中华民国政府要求印尼政府保护受难者，并威胁要撤回台湾在印尼的投资（约130亿美元），禁止印尼劳工入境（约1万5千人）。对于印尼方面希望勿撤资撤侨，时任台湾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胡志强5月17日表示，政府动作如果太大，担心激怒印尼政府，后果难以掌握。至同年7月29日才公开召见印尼驻华代表，当面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提出了“最严正抗议”。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扔鸡蛋，抗议印尼华人女性被强暴。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华人占主要人口的东南亚华语国家，新加坡在此一事件中表现积极。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主动改用大型客机以满足从雅加达飞新加坡的紧急需求，针对印尼排华事件，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二十四小时开通服务。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达机场协助新加坡人撤离，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主要是华裔）顺利撤离。

　　

　　总的来说，就外交层次看，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在救援行动中抢尽上风。60年代被屠杀，90年代又被屠杀之后，海外华人团体终于开始转变态度。（不转变也不行，坚决反共的老古董们不是被杀光就是跑到台湾去了，年轻的反共华侨又大多被杀。）从60年到98年，所有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基本上没有在印尼排华运动中罹难（当然还是有例外），进入中国大使馆避难的华侨大多数也保住了性命。60年代出钱出枪帮助苏哈托屠杀共产党和同胞的，98年等台湾飞机不肯去大陆的，在印尼历次排华屠杀中损失惨重。这点相信在海外的大多数华人都知道。毕竟海外唐人街挂五星红旗还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严格点考证，应该就是98年以后的事。印尼这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同时在华人世界里成为对印尼印象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无论屠杀的是谁，政治立场是亲中或亲台，他们都是中国人。在这点上，印尼那些刽子手们永远不应该被华人饶恕！

　　

　　9.掩盖真相

　　

　　1998年5月21日，曾在32年间7次当选印尼总统的苏哈托黯然辞职，宣告了他一手缔造的“新秩序”的完结。其总统一职由印尼科技部长优素福·哈比比接任。在他走下权力宝座前不到10天的5月13日，印尼爆发了针对华人的“黑色五月暴动”，近1200名华人遇难，上百名华人妇女遭强暴。然而，骚乱刚一平息，就有印尼官员出言质疑“华人妇女被强暴”的真实性，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质疑依然存在。法新社2008年对此评论说，当印尼人为苏哈托政权倒台10周年着手纪念之时，当年这一历史事件令人发指的恐怖开场已成为他们不堪回首，极力掩盖的耻辱。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发生在1998年5月的印尼暴徒残忍迫害华人华侨的暴行当时震惊了全世界。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时任印尼总统哈比比不得不承认这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并下令成立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然而，对暴行是否存在的质疑自调查工作伊始就存在。时任印尼国家警察总长鲁斯曼哈迪、国防部长维兰托等官员多次出言否认，《共和国报》等印尼媒体更是刊出文章质疑大规模强奸罪行的真实性。法新社称，在2008年的雅加达，仍有人否认当时有强奸妇女行径的发生。全国妇女委员会主席卡马拉·查得拉·基拉娜说:“有受害者被困在烧毁的房子里这一事实完全是无可争辩的，但人们仍然对于集体强奸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表示怀疑。”“对于这种行径的否认不仅仅存在于当权者中，也存在于普通群众中。”

　　

　　　　

　　苏哈托总统发表辞职演讲　　

　　图中右侧为新总统哈比比

　　

　　“黑色五月暴动”之后，印尼华人团体组织发表《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华侨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谴责印尼当局，该书信署名“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其他印尼华人则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5月底接到投诉后开始处理该事件。1998年7月20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华侨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开始寻找印尼迫害华人的证据。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谴责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动，声援受难华人，其中著名的组织有“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在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并且向领事馆递交抗议声明。香港抗议群众用黑漆涂抹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印尼总领事馆”大门泄愤。香港民主党李柱铭7月写给继任的总统哈比比的信中，将暴动比喻为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在秘鲁、英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美国政府认定此次事件是种族歧视行为；联邦政府批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美国《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导了排华暴行，才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同年7月开始，华裔美国人于全美各地展开抗议行动。8月7日和8日达到颠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行动，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领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裔聚集抗议，并向驻印尼的美国官员递交抗议信函。

　　

　　　　

　　英文媒体对“黑色　　

　　五月暴动”的报道

　　

　　1998年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据国际新闻社（英语：Inter Press Service）报导，中国直到1998年8月才改变原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保护印尼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严惩不法之徒。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东盟外长会议时，要求印尼政府重视此事，尽速查处，确保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议行动被该校（一说是公安部门）劝导和制止。理由是在撤侨过程中，亲台华人并不愿意通过大陆撤离印尼。在国内，中国政府则继续对此进行冷处理。1998年8月8日，印尼投资部长Hamzah Haz在飞往台湾提倡投资印尼时，公开为暴力事件道歉。据说印尼政府迫于压力，曾对7名（一说9名）涉嫌参与“黑色五月暴动”的军官进行立案调查，但是调查活动很快不了了之，甚至连一次军事法庭都没有召开。虽然照片显示大部分的印尼暴徒在骚乱中根本没有遮盖面容，事后的调查取证工作却不断遭到有组织的破坏与干扰，几乎无法进行。1998年7月下旬，印尼华人尤其是女性收到恐吓信，信中称为了“祝福”华人“余下的时日”，他们会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阴茎。7月24日，一名华人女大学生被当众强奸。

　　

　　　　

　　网上流传的当众强奸图片

　　

　　下面是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7月27日发表的报道节选：“根据（印尼）官方以及民间救援团体确认，迄今已发现有168位华裔妇女在印尼五月暴动期间遭受有计划的强暴及轮奸，她们的年龄从十岁至五十五岁不等，其中有二十人在事后被杀害（应为死亡，作者注）。据印尼‘受暴妇女求助中心’负责人伊塔指出，部分被强暴的妇女被暴徒夺走护照或身份证。事件过后受害人还收到恐吓电话或强暴现场的照片，使得这群身心受创的妇女更为恐惧，因此不敢寻求援助。根据‘人道志愿者’救援团指出，因强暴事件死亡的二十人当中，有些人是当场被歹徒杀害；有的是被弃置在焚烧的建筑物中（活活烧死）；也有数位是因为不堪羞辱自杀了。由天主教神父山迪亚旺领导的这个组织在一份报告中特别提到，一位被轮奸的十岁女童（事后）还被切下生殖器。后来该女童在新加坡一所医院内死亡。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薇薇安（Vivian）向妇女救援团体叙述她的遭遇。她说她住在雅加达市东边的华人社区。在1998年5月14日暴动最高潮的那天，几百个印尼人冲进她们家的大楼，高喊‘吃掉中国猪！’。在混乱中，她先是亲眼看见一名二十岁少女被四个男人强暴，然后她还看见自己的妹妹落入五个男人之手。薇薇安自己被九个男人轮奸，和她们住在一起的婶婶也难逃毒手。当时薇薇安的妹妹因为向其中一个强奸者吐口水，激怒了那个男人，结果被当场杀害了。在全国（疑为联合国，作者注）人权委员会控诉的温顺泉先生说，他老朋友的太太，五十五岁的人了，在丈夫面前遭到轮奸。（事后）她想不开，三天后偷偷喝杀虫剂自杀了。协助华裔妇女庇护工作的瑞塔表示，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是被用瓶子戳进下体（杀害），手段十分残暴。在棉兰，二十位就读师范学校的华裔女学生被警察拦住，命令她们脱光衣服做体操，被羞辱一番才放行。《纽约时报》披露，一位受害妇女告诉救援者，暴徒事后还对她说：‘你被强暴是活该，因为你是华人，而且你不是回教徒。’人权团体综合案例描述，显然有军人涉入暴乱，因为闯入华人社区的暴徒，几乎是同时投掷汽油弹。也有目击者指出有些暴民身材结实，蓄着军人的小平头发型。伊塔也表示，强暴事件还在继续发生。事实上，不久前还有一位华裔女性被发现在遭到轮奸后被人丢在暗巷里，一边乳头还被割掉……”

　　

　　

　　

　　　　

被害者尸体无声地　　

控诉着暴徒的残忍

　　

　　同样是台湾的《中国时报》，1998年10月11日刊登出了更加惊人的消息：“参加调查印尼五月暴动中华裔妇女遭集体强奸事件的十八岁华裔女性义工伊塔·马笛安娜，10月9日下午被发现在寓所被人奸杀，身首异处，令她的同事及家人极为震惊。她惨遭杀害的原因，很可能与参加志愿调查工作有关。中雅加达警察局长哈里雅纳表示，伊塔的尸体是被她父亲发现的，（发现）地点在雅加达苏慕巴图地段寓所二楼。伊塔的死状甚惨，不但身首异处，腹部、胸口、心窝及手臂都遭利刃反复戳刺。有迹象显示伊塔生前可能遭到强奸和鸡奸。另外一位警官则向日本共同社记者透露，伊塔住所的大门遭到破坏，但是房内的贵重物品却没有损失。他说：‘很明显，这并不是一起抢劫案。’死者是帕斯卡里斯天主教高中学生，因为身体不适而未上学，她的父亲于9日下午六点左右回家，却意外发现爱女已经惨死。伊塔属于‘人道自愿工作队’，该组织从1998年六月起开始对五月暴乱中所发生华裔妇女遭集体强暴事件进行调查。伊塔和母亲葳雯积极投入工作，辅导遭到过强奸的华裔妇女。伊塔和母亲原定事发下周二陪同四位受害者前往美国作证，不料尚未出发就惨遭横祸。伊塔的父亲是一位王姓华裔商人（印尼名里奥）在雅加达市东区经营家具生意。”伊塔被杀事件是一个缩影，从中不难想象印尼国内试图掩盖真相的势力是何等庞大，气焰是如何嚣张。

　　

　　　　

　　华裔女学生伊塔遗照

　　

　　作者个人认为最值得一提的证据是五月骚乱结束后不久，雅加达某大学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该大学的一位教授想到了另一种取证途径：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介于活着的证人因为受到恐吓等原因不敢站出来说话，大学生们将雅加达行政区内的所有受损建筑收集登记在案，然后输入电脑与所在地的居民宗教信仰、经济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当时印尼国内没有民族分布资料，只能以事发前的宗教信仰调查结果代替，作者注）。其结果就是下面这张图：

　　

　　

　　

　　该图片显示，骚乱当中所有受到严重破坏的建筑物都集中在以佛教徒（印尼华人基本上都是佛教徒）为主的地区，同时这些地区还都是经济活动频繁、相对富裕公民居住的区域（图中红色区域）。在大约6.5公里的平均半径范围内，纵火和破坏行为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由此可以证明以下几点：

　　

　　1.这次骚乱的袭击对象明显是当地信仰佛教的华人居民；

　　

　　2.这次骚乱的攻击范围明显是相对富有的华裔居住区；

　　

　　3.骚乱当中在时间上如此统一和集中的破坏行为是反常的，应该是经过事先准备和策划，而不是随意或者偶然发生的。

　　

　　10没有结局

　　

　　2008年，法新社在其一篇题为《十年之际，印尼否认强奸暴行，但不曾将它忘却》的报道中称，即使大多数居民都宁愿遗忘暴行曾经发生，但受害者对当年抢掠强奸的场景却仍然历历在目。一名华人女士讲述道：“当时，我舅妈打电话告诉我们将房间的灯全部关上让暴徒们感觉房子里没人。我们听到许多华人妇女成为受害者。”报道中描绘道，数千名华人的房屋和店面在印尼安全军队的眼皮下，公然被掠夺和焚毁。华人妇女于韵（音）说:“当时真是太恐怖了，人们被困在烧着的商店里，满街是燃烧的建筑和汽车，到处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说：“如果印尼军方当时是试图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恐慌中重新建立起威信而策划排华行动的话，那么他们彻底失败了。”桑迪亚万（和《中国时报》里的山迪亚旺应该是同一个人）是一位40岁的耶稣会神父，出生于印尼警察高层官员家庭，桑迪亚万神父领导了对1998年黑色五月暴动的独立调查。作为“人道义工队”的代表，他会见了声称知晓军方参与暴行和抢劫的知情者。根据桑迪亚万神父所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声称军队特派员组织了对银行的纵火和抢劫。苏姆蒂神父则对法新社记者说，他对印尼一些官员和民众对于“华人妇女遭强奸证据”的质疑感到不满：“一些活动人士和受害人因此收到了要他们‘闭嘴’的威胁”。苏姆蒂说：“我们想向国际社会证明，1998年的排华骚乱不是由印尼华人与当地人民的矛盾所致，这是一次‘军队运作’。”

　　

　　1999年，东帝汶举行公投决定独立，从而结束了25年来印度尼西亚备受国际谴责的军事占领。苏哈托下台后，印度尼西亚国内民主化进一步巩固，包括地区自治，并于2004年进行首次总统直选。政治及经济上不稳定、社会动荡、贪污及恐怖主义延滞了民主化进程，但于近年来经济情况有所好转。虽然在不同宗教及种族间尚称和谐，但仍有各教派间的不满及暴力事件发生。噩梦一般的印尼与亚齐分离主义的冲突于2005年也告一段落：印尼以保证给予亚齐高度自治、允许其自由支配其领土内大部分的石油资源收益（约占总产量的70%）为条件换来暂时的稳定与和平。于雅加达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印度尼西亚为总统制共和国，采行单一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自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度尼西亚政治及政府结构历经大幅变革。人民协商会议进行了4次对于1945年宪法的修正案，调整了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结构，修宪主要关于削弱总统权力、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民族文化等议题。

　　

　　1998年7月23日，由印尼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他们将查清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1998年11月，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当时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认有76起强奸案发生，但否认有人在策划。2005年11月，声称将于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手机短信在印尼雅加达广为流传，但暴乱并未发生。苏哈托被迫于1998年5月下台，结束32年执政之后，他总统任内的不法行径，以及针对华人的种族屠杀事件让他在下台之后遭到起诉，但因为他日渐恶化的身体状况，和国内舆论的兴起，让此追诉行动最后作罢。2006年5月12日，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宣布，鉴于苏哈托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总检察院停止对其涉嫌贪污案的司法审查程序。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当年事件的一手调查资料，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2007年5月，印尼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表示，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揭发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而非严重侵犯人权案进行处理。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排华骚乱事件。

　　

　　2008年1月4日晚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因严重贫血住进医院，旋即出现肾衰竭、肺积水等症状。1月8日，苏哈托因内出血、肺积水和心脏并发症，左心房肿胀，出现器官衰竭现象。1月27日，苏哈托因多个器官衰竭在雅加达医院去世，终年87岁。他将自己牵涉在“黑色五月暴动”当中的所有秘密带进了坟墓。有的印尼华人表示：“苏哈托执政由始至终，印尼华侨都吃苦。”另一些华人表示对苏哈托离世既不感到高兴也不伤心：“苏哈托掌政时的排华政策，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们心中没有什么仇恨。当年贪污很严重，但他下台有10多年了，我们早视他为一介平民。”印尼华侨表现淡漠，倒过来其他印尼当地人却大为不满。有人说：“他的死对他罪行的受害人来说，是一出悲剧，（因为）他们永远得不到公正。”印尼一个人权组织则形容他的离世是“暴君之死”。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治家，其自传《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译本199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在本文完成之际，作者在网上找到的最后一则与“印尼排华运动”有关的消息是：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将涉嫌策划“98年排华骚乱”的官员夏弗里·三苏汀由国防部秘书长提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在印尼国内引发争议。作者希望，让我们不以华人身份，而是以人类文明继承者的身份牢记这段历史，不要让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