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莫将“用教材教”异化
作者：吕 赟
笔者并不反对“用教材教”，相反，笔者也是一个“用教材教”的提倡者，但是，对于以上那位执教者所谓的“用教材教”的观点却不敢苟同。教学内容贪多求全，补充大量的课外资料（笔者不反对一些必要的相关资料，但不能为补充而补充，甚至连一些搭一点边界或一点也不搭边界的信息也引用进课堂），或是“种别人的田而荒自己的地”（如将一些科学小品文演绎成科技知识普及，将介绍音乐人物的文章演变为音乐欣赏课等等），这种无度的拓展，抛开教材，无视文本，不仅无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同时也造成了语文课堂教学高耗、低效。试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用教材教”吗？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老师“用教材教”的精彩片段吧：王老师在执教《圆明园的毁灭》一课时，为学生补充了一组资料《圆明园之最》。他将《圆明园的毁灭》一文的落脚点定在“毁灭”二字上，随着课堂的推进，学生很想知道圆明园被毁灭的更多情况。王老师抓住时机，适时向学生呈现了《圆明园之最》的拓展资料，学生浏览后，这个万园之园占地之大、珍藏之丰、价值之高，已映入了他们的脑子，为后文“毁灭”的学习制造了情感的落差，让学生的体验更为深刻，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教教材”是“用教材教”的基础，“用教材教”是“教教材”的拓展、延伸、补充和提升。教教材是必须的，因为，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教师在引领学生学习时，必须深挖教材，紧扣文本，尊重文本的价值取向，绝不能抛开教材，而漫无边际、牵强附会地进行所谓的拓展。王老师的“用教材教”，就是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整合教材资源，一切为学生的学服务，因“文”制宜，对教材进行必要的拓宽、调整、重构，使教学从课内到课外，从点到到面，打破封闭的教学格局，形成开放的势态，因此使其拓展的资料在学生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确，教材不是圣经、不是法典，但它是教学的凭借、教学的资源，理应为教师这个施教的主体和学生这个学习的主体所“用”。笔者认为，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文的材料库，是语文教学的载体，是学生精神营养的来源，是语言学习的范本。语文教学只有立足教材，挖掘教材中丰富、深厚的资源，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只有充分让学生走进教材文本，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才能让学生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这是学习语文的正确途径。如果脱离教材，任意去演绎、诠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结果既削弱了以教材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和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也流失了语文教材应具有的丰富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用教材教”，首先要求我们要利用教材，要用好教材，让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在与文本的自主对话中，习得读书之法，深味读书之乐，经历体验过程，受到强烈感染，从而让学生愿意阅读文本，乐意与文本对话，并产生有阅读其他相关补充材料的“需要”。古人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知所以出。”正如“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这正是指在让学生在课内领悟教材的表达方法，然后运用于课外，应用于实践，使得学生语文素养不断地提高。因此，坚持“教教材”就是坚持语文教学的根本；开发教材，这是坚持教教材的延伸。教教材是必须的，它让学生理解、感悟教材本身的内涵；用教材教也是必须的，它可以发挥文本作为凭借的依托功能，使学生基于文本，但又不拘泥于文本。只有这样，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文本便不再是孤立的一棵树，而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自然也就能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了。
过犹不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把握好“用教材教”的“度”。这个“度”，既不能使教材缺乏营养而偏瘦，也不能营养过剩，使其异化变形，失去了教材的存在意义。“用教材教”，绝不可以置教材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绝不是离开教材，信马由缰，自由发挥。风筝飞得再高，手中必须有一条牵住它的线。忽略教材的内容、要求，忽视对课文的研读，过早、过多地补充其他内容，那是不行的。要知道，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为完成教学目标服务的，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因此，选择教学内容要更多地研究它的功能和价值，有效地“用教材教”，准确地把握好超越教材与基于教材的“度”，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立足课堂又不囿于课堂，以教材为依托，既拓展学生学习的空间，又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使教材内容与补充内容相得益彰！
责任编辑：孙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