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国当代教育领域中教育经济功能的异化
作者：仰丙灿 陈志全
正是现代社会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关于教育经济功能的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产生普遍影响的教育经济功能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这些理论是我们探讨教育经济功能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有关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在现代化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力投资。
筛选理论认为，教育揭示了已内含于人的未来的生产特征，表明了一个人固有的生产力，从而为雇主识别、选拔不同能力的求职者提供依据。
社会化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经济、社会价值在于它所具有的“社会化”功能，教育系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把年轻人顺利地统合到劳动大军中去，从而使经济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得以永恒化的机构。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明了的一点就是经济对教育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水平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着教育结构的变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而教育对经济只是反作用、推动作用。在明了这些基本知识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分析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某些改革和现象所体现出的教育经济功能的异化了。
一、高校扩招及其所体现的教育经济功能异化
首先，我们从前文引用的袁振国教授的对教育经济功能的分类来看，教育经济功能只是教育的派生功能，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为经济发展服务不是其基本功能，所以仅仅考虑经济功能去进行教育决策和变革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在现代社会下，教育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它是通过培养人才，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这种忽视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违背教育经济功能理论的教育变革已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过并证明是失败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印度、巴西盲目发展高等教育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动荡，［２］我们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盲目扩招至少是对教育经济规律的违背和对历史的漠视。
其次，高校扩招是不利于高校的发展的。高校扩招后，经费不足的问题更加明显，高校就有可能充分利用不多的资源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其实同样是不正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在对高等教育“社会价值”的片面理解下，在经费问题上过分强调国家与高教脱钩的政策有两种危险：一种是可能导致过分要求“成本回收”，另一种是过多地要求高教机构开展各种“商业化”活动，使高等教育难以履行其主要职责。［３］这两种情况在我国目前都是存在的。大多高校扩招后，由于受经费、占地面积等因素的限制，教师、教学楼及其他教学设备都不能充分地满足正常教学的需要，于是超大班级教学、实验减少等手段应用在教育领域，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学校资金不足势必将筹措资金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学校创收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一是直接盘剥学生，二是出卖文凭”。［３］目前人们对社会上制假、售假、买假文凭者可谓是深恶痛绝，但对一些高校通过函授、进修、自考、辅导班等形式出卖文凭的做法却熟视无睹，长此以往，大学将不再是大学了。
最后，从教育经济功能的有关理论来看，前面简单提及的传统的有关教育经济功能的理论也是不支持这种盲目行为的。如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人力资本的积累首先就是保证质量，片面的数量扩张并不能保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理论还主张增加教育投入，而不是在没有投入的情况下追求直接经济效益。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对人的社会化，教育完成人的社会化之后，社会就能有序发展，而社会化的实现是要有高质量的教育保证的，所以教育应该培养高质量而不是高数量的人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教育的经济功能，认为教育主要通过其对社会非正规约束不可或缺的作用显示其巨大的经济功能。非正规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它们维系着人们现实生活上的大部分空间，大量的交易活动是在非正规约束下进行的，非正规约束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加强法律、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等教育，可以较好地消除经济生活中欺诈、猜忌、搭便车等行为，人们才能更好地遵从经济生活中的游戏规则，使得个人效益更加接近社会效益，实现更多的对个人和社会而言的帕累托最优。因而，教育经济功能意味着教育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远进步，教育的长远使命是通过引导个人的价值取向，从而促成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和精神状况的变更和改善，而非仅仅致力于追求一些功利性的短期目标。［４］
二、基础教育领域的某些变革体现出来的教育经济功能的异化
我国这几年基础教育方面的变革虽然没有高等教育大众化那么显著，但几项改革或者是政策导向依然是对教育经济功能的曲解，有的甚至是不知情的违背。
首先是“拉动内需”思想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渗透，主张公共教育理念的淡化，市场介入明显，公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市场的逻辑，而边缘群体的教育利益也得不到保证。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教育和户籍制度的结合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门槛。
其次是教育权利的下放，基础教育基本上是各省市的事，这虽然有利于教育的民主化，也有利于发达省市地区的教育发展，但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县办高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自给自足的局面。事实上这种局面只能说是“自给”，绝对不能“自足”，这样的学校是无力办学的。湖北省监利县在２００３年作出的关于发行教育券、拍卖闲置学校资产［５］（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的改革也确属无奈之极，走投无路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这种教育权利的下放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却忽视了经济对于教育的基础作用，让贫穷地区的基础教育也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最后是择校现象。对学生、家长实行教育收费，这是近些年来基础教育领域最典型的夸大教育的经济功能、经济效益的行为。本来，适当收费仅限于私有教育机构或者非义务教育阶段，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也加入到教育收费行列中来。在我国，教育市场化最初还只表现为择校生，后来就演化为校中校、名校办分校，近来“上学收费”几乎成了所有学校的招生策略，甚至就连最薄弱的学校也把自己仅有的几名稍好一点的教师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择校班”。这也与国家的重点学校的政策有关，办重点中学、名校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名牌效应，规模效应，但允许择校费的存在就是使学校成为经济实体，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如果实行教育收费真的能够使广大的受教育者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也算是有些意义，可是由于学生家长信息掌握不完全、竞争性教育市场培育不健全以及学校诚信道德基础不稳固，各学校间的恶性竞争使学生的利益成了学校商贾玩于股掌的游戏。因此，从手段的意义上说，教育对市场的信赖是一种进步，但从目标的意义上看，教育完全信赖市场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经济第一性”逻辑在价值领域的不恰当推演，从而导致教育经济功能对其他功能的殖民与霸权。受强劲的经济力量的迫使，教育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扭曲与错位，越来越重视人的工具性，而忽视和远离了对生命的关怀，［６］这是我们在教育领域所应该避免的。
参考文献
［１］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 夏劲祥．高校扩招：一个需要研究的经济学问题．教育与经济，２０００（２）．
［３］ 张人杰．论大陆公立高校的学费．学术研究，２００３（２）．
［４］ 熊春文．教育经济功能的一个制度学解释．２００２（１）．
［５］ 监利教育变法．南方周末．２００４－０１－２９．
［６］ 邬志辉．教育全球化现象的多维审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３（９）．
（责任编辑 付一静）